我是这样走上诗坛的

    《诗欢文爱》是曾任本报副编审的黎焕颐先生生前的一部自选集，收录的39篇文章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了作者与家人、朋友的交往以及对已经去世的文坛前辈，如对巴金等人的怀念；第二部分多为诗歌的理论性的文章，包含他对当今诗坛的真知灼见。现摘取其中《我是这样走上诗坛的》一文，以此纪念。

    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历来就讲究诗教。小时候，妈妈给我唱的歌谣:“月光光、亮堂堂，照在脸上好清凉”，这实质上就是诗的美学熏陶。我还记得:当我四五岁的时候，爸爸便教我朗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不到十岁，许多唐人的名诗，差不多我都能背诵。尽管那时还不理解诗中的含意，但，似乎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某种说不出来的美感。比如: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就觉得它很美。再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至今还记得，七八岁时，妈妈在月下给我讲解它的意思，并引伸出嫦娥奔月的故事……

    因此，从小我就喜欢诗，诗，给我以陶醉，给我以温存，给我以幻想，给我以向上的启迪。但我真正和诗结下不解之缘，真正学习写诗，并且把诗当作我的第二职业，还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到上海一家出版社当诗的文学编辑之后才开始的。那时，我才二十四五岁，正是写诗的年龄。我写的第一首诗是《再见吧——天安门！》，1957年北京出版社把它收集到《北京诗选》这本集子中。从1955年到1957年的10月止，我在全国报刊上发了不少诗。那时，正是公刘、雁翼、邵燕祥、梁上泉、孙静轩、流沙河等星星互耀，快形成星群满天的时候。毋庸讳言:我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当时，确实是风华正茂，以星映心……

    年轻人，谁没有一些浪漫、一些狂放、一些天真、一些幻想？何况诗，本来就属于年轻的一代。当然，我这里“年轻”的含义，不单纯是指年龄，而是广义的——同时也指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气质……我一直这样认为:一个诗人，如果思想情感老化，他诗的艺术生命也就完结了。因此，诗，永远需要年轻，永远是属于年轻的思想、年轻的情感、年轻的气质。正因为这样，古今中外，有出息、有成就的诗人，年纪的老少，是无足轻重。有的诗人，年纪很轻，但，只是天际的流星，一闪即逝。有的诗人，年纪虽老，但是心不老。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取决于思想情感的老与不老。远的不谈，就拿我们当今诗坛的状况来看，就可以得到说明。从艾翁《归来的歌》，从许多沉默了22年之后，又重新活跃于诗坛的中年诗人的创作情况来作纵横切片，都在证明:思想的年轻，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该有多么重要！谁，如果失去这一点，谁的诗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以我来说，在20多年的沉默之后，我始终保持一点:童心未老。有了这颗赤诚的赤子之心，我方才对生活、对祖国、对我们民族产生赤子之恋，我才有诗的扑不灭的火样的激情，我才有衣冠如雪，诗魂如冰的自信。由于有这种不熄的自信之心，所以22年的人间坎坷，倒反而砥砺了我的诗魂。要不然，这几年，为什么我诗思如泉涌，会写出这许多诗呢？我时时觉着:生活给予我的许多感受，需要我吐出来。因此，从党的三中全会之后，白天我工作，晚上我就写，几乎是每夜我都在灯下千锤百炼，一直炼到下夜一点。我甚至忘掉了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婴儿给予我的迟来的爱情，迟到的天伦之乐……假如有谁问:我从哪来的这么一股子傻劲？答复很简单:昨天，人民的创痛(同时也包含我的创痛)。今天，人民的复苏(同时也包含我的复苏)。痛苦和欢乐在我心中血液般地流淌……在一首诗里，我曾经写道:

    中年并不迟暮，

    皓首也要童心。

    莫学江头痛哭，

    莫听寒蝉哀吟。

    生活，如长江，但，并不是水。人生，是一首诗，但，并不净化。是的，生活五味俱全，须要调味的美。人生的悲欢离合，须要净化的美。而诗和诗人的使命，万语千言，归根结底是三句话:追求美！体现美！创造美！我就是本着这样的诗之我见，孜孜不倦地写起诗来。 (摘自《诗欢文爱》）

    《诗欢文爱》，黎焕颐/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