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贤迪/摄

    3月23日下午，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参加“2008年法语周”特别活动，在上海市作协大厅与法国女作家葆拉·康斯坦、马克丝·蒙内展开对话，探讨女性写作及一系列相关的文学话题。“小说家很少想到什么主义，我们关心的是具体的生活，比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让我想到了简·奥斯丁。”王安忆的开场白引发与会者会心的笑声。

    前不久，她的代表作《长恨歌》法文版刚刚在法国出版发行，说到这部作品，王安忆有些感慨:“奥斯丁的小说始终在解决一个问题:怎样把女儿嫁掉。中国有句古话，‘男有分，女有归’，对女性来说，出嫁就是归宿，婚姻足以影响女性一生。在《长恨歌》里，我一直想把王琦瑶嫁出去，最终没能嫁掉。”

    当初，《长恨歌》引发读者对昔日上海的“怀旧热潮”，王安忆对此却不以为然，她始终认为，许多读者对《长恨歌》存在一种误读，认为她写的是三十年代的老上海，“三十年代的上海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意象。事实上，我写的是四十年代，这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对于没有经验过的东西我没有想象力，所以这段写得最糟糕。但人物、故事又必须在这段时间里奠定基础，我又不得不去面对。为了躲避这样的空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写。”然而她始终对另一个误解耿耿于怀:“因为这段故事特别符合今天的人对上海符号化的理解，所以许多人特别喜欢它，这使得《长恨歌》看起来像是一部言情小说。”

    因为写作必须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写上海对王安忆而言是一种“别无选择”，但在她看来，“上海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不是一个好的舞台，它的历史太短促，也来不及成熟自身的文化和语言。物质太多，人就不会浪漫，相比一些来自农村的作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那么遥远。”然而，她又十分依恋这个城市，“我去任何地方，都会去寻找那里与上海的相似之处”，这对她而言是一种矛盾，“我只能够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非上海的故事”。对于今天的上海，王安忆别有感慨:“城市越来越大，到处都是灰色的建筑。在《长恨歌》里我写到鸽子，而今天，麻雀比鸽子多得多。有时，我们写作就是为了解脱沮丧。”

    谈到写作，女作家们的话题停留在“细节”上，因为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有过一句名言:“写作就是细节的不断更新。”三位女作家都承认，曾经在写作中，在不那么真实的情节里加入一些特别真实的细节，来使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王安忆说:“或许女作家对细节特别感兴趣，生活和世界都是以局部的细节进入我们的世界。细节使作品更为生动，但有时也会淹没真相。”她说，自己刚开始写作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有一度，她的作品因此被人批评为“琐碎风”。“为了回答这样的批评，我开始不断诠释每一个细节，致使细节都成了隐喻，但生动性由此丧失了。后来，我发现，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去掉自己’，我开始训练自己去选择生动的、明喻而非暗喻的细节。我每天坐在书桌前，就是在筛选细节，这恐怕会成为我一直做到底的事情。”

    参加对话的法国女作家葆拉·康斯坦是十年来唯一获得龚古尔奖的女作家，1998年她凭借小说《心心相诉》获此殊荣，该书已被引进中国。她的作品被译到二十多个国家，最新小说《悲伤的动物》已于2007年1月发表。出生于1981年的女作家马克斯·蒙内是法国文学的新生代，她的长篇处女作《克里斯蒂娜的囚徒》曾在2006年震动法国文坛，目前她正在写作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