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2007年8月5日的日记手迹

    去年八月，早报记者曾去国顺路贾植芳家中探望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房间在底楼，装修简陋，家具有点破旧。聊天的那个客厅曾是贾老和他的学生们聊天、上课的地方。记者去的那天，贾老的门开着，他的家门始终对客人开着。自爱人任敏先生于2002年去世，贾老难免孤寂，“他就喜欢大家来玩，喜欢热闹。”贾老的侄女任桂英对记者说。

　　那天见到贾老时，老先生正在吸氧。贾老的侄女任桂英说，“别看他耳背，腿脚不利索，脑子可清楚着呢！”贾老92岁，还记得自己童年的趣事。这是一次奇怪的采访，这边记者对着一位长者的耳朵十分不敬地大声喊，那边小声但认真地讲述着自己的往事。

　　聊天中间，贾老突然停了下来，费力地取出全套《贾植芳文集》，老人用颤抖的手工工整整地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送给记者。那天，老先生谈得最多的是四次入狱经历。自始至终，贾老都说，四次坐牢无论受了怎么样的委屈，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为什么要后悔呢！”“这辈子坐牢坐到最后，监牢也成了自己的外婆家。”面对困境的幽默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贾植芳同辈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钱谷融先生昨天也对记者说，对贾老的幽默极其深刻。

　　和贾老聊了两小时后告辞，老先生拉住我的手，新的话题又突然蹦出来。“你不走，他能一口气聊到晚。现在很少有熟人来看他，他还是喜欢有人和他说说话的。他的学生现在都很忙，当教授的当教授，当官的当官，没有时间来了。”任桂英说。“欢迎你随时再来！”临走前，贾老这样对记者说。

　　晚年的贾植芳因为行动不便，活动范围基本被局限在家中，每天看书、看报、写日记。那天记者在书桌上看到他刚刚写下的日记，字迹潦草，看得出写得很费力，“我每天都写日记，字数200到500不等。年轻时的日记在‘文革’时都弄丢了，现在想想都很遗憾。”贾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