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在《山河入梦》里着力营造的是一种内在的张力，小说一开头，张力就呈现出来：一方面是“一畦畦的芜菁、蚕豆和紫云英点缀其间，开着白色、紫色和幽蓝色的花。”另一方面则是“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县行政区划规划图”。原野上的“紫云英花”和那张改造农村的“地图”这两个意象，后来不断出现，而且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图景：和“紫云英花”相连的是“土地”、“江河”、“庄稼”以及人的朴素欲望，当然还有柔软坚韧的“女孩”；而和“地图”有关则是高压电线、烟囱、沼气、公园以及人的昂扬理想，当然还有刚强易折的“男人”。就小说描写的时代而言，“地图”表征了1949年之后社会的巨大变革，但在今天很多人眼中，却被视为一个“乌托邦”工程。而面对“乌托邦”，最好的选择似乎很自然就会转到“紫云英花”的世界，认为这才是不会被改变甚至不可能被改造的“原生态”。可是，“一片浮云的阴影遮住了紫云英花”，所谓的“原生态”还能够保留下来吗？如果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美丽的想象，那么它不就变成了另一种“乌托邦”了吗？
    
    格非面对这双重“乌托邦”，难能可贵的是没有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犹疑：也许从内心来说，他更迷恋于“紫云英花”的世界，但对“地图”的“宏业”，同样有着深深的敬意。这不是简单的“情感”与“理智”之间的矛盾，两种态度都卷入到作家的情感乃至无意识中。所以格非体会到的这种内在困境，表现在文本里面，就是随处可见的紧张，有时候甚至是一种令人触目的张力。当他召唤“紫云英花”时，没有忘记把“地图”带在身边；可是当“地图”的规划落实为现实的图景时，他又把视线移向了无边无际的“原野”，还有点缀在“原野”之间的“白色、紫色和幽蓝色的花”……两种互相拉扯的力量酝酿出小说中最为动人的画面：谭功达在废墟般的公园里与那个纯朴的女孩子“柳芽”相遇，公园是“地图”规划出来的，虽然已成废墟，却还是提供了“相遇”的“公共空间”；“柳芽”来自于“紫云英花”的世界，可也是一个“三姑六婆”的世界，她无端地对谭功达的了解，也透露出几分渴望改变的消息。然而，谭功达在吃过烙饼，流过眼泪之后，只能一走了之。
    
    我以为，谭功达在这个场景中表现出来的“无力感”，更多的是作家格非“困境”的体现。当他在小说中不断用各种方式来提示这种内在的张力时，就不可能回避——无论从历史或是现实来看——“两难”处境的理解甚至解决：我们当然可以怀疑“乌托邦”改造工程的可能性，以至于认为曾经承诺了美好生活的“乌托邦”变成了像“花家舍”那样的“反面乌托邦”，所以小说中才有高麻子的一番高论，他对已经被撤职了的谭功达说，他们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蝇营狗苟，利欲熏心，但总还是现实主义者吧？由他们来掌管梅城县，至少还不像你那么离谱……”然而，这种“犬儒”式的姿态不就取消了任何改变世界的可能吗？在现代中国曾经发生过的“巨变”，难道是“虚构”出来的吗？那种和谭功达理想主义情怀联系在一起的“改天换地”的动力，难道就那么容易被世俗的逻辑消解了吗？这既是历史的难分难解所在，也是现实的欲说还休之处。作家不是理论家，对困难无须正面提出理性解答，但面对可能撕裂自我的紧张，倘若不愿意承受在文本中血肉模糊的“失败”，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提供某种想象性解决的方案。
    
    在《山河入梦》中，这种想象性的解决就是谭功达和姚佩佩之间无望、炽热而绵长的爱情。仅从文本的脉络来看，前半部分的紧张，随着爱情故事的展开逐渐得以缓解。因为爱情的出现——饶有意味的是，其逻辑的起点和情感的发端都建立在谭功达理想的“挫败”之上——给那种纠缠在字里行间的内在紧张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出路。具体而言，这条出路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文学常常徘徊在“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之间，最大的焦虑来自于如何将“个人”的小故事讲进“时代”的大故事里，套用一句精神分析的术语，是“个人的利比多问题”如何才能寻找到“社会的出路”？而《山河入梦》则反其道而行之，探索的是在巨大的历史变革和社会变革面前，如何退回到内心世界——情感、欲望和无意识——的可能：“社会的出路”需要在“个人的利比多”上获得想象性的解决。应该说，这种探索对重新沟通“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复杂联系，可谓别开生面。譬如孟悦早就指出格非另一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人面桃花》——这是他计划书写的现代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是《山河入梦》，还有将来要完成的以20世纪90年代为背景的第三部——创造了一种让“过去”和“现在”发生关联的新形式，小说描写女主人公秀米在快要走到人生终点的那一个瞬间，看到了一个瓦釜，上面结了一层冰花。从冰花上秀米看到她死去父亲的脸。于是，一个死者的时间与一个生者的时间相遇了，父亲代表了过去，和书里没有正面描写的革命时代，整个过去的时间必须通过冰花的折射，才能和秀米的内在时间发生关系。渐渐融化的冰花，就是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然而，孟悦没有意识到的是，瓦釜上渐渐融化的冰花也许暗示着这部本来以书写“大时代”为目标的作品，最后却不得不放弃对历史整体的把握，而只能后退到某个特定的、短暂的“瞬间”。
    
    同样的困难也存在于《山河入梦》中，只不过不是“历史”与“瞬间”的关联，而是“内心”和“社会”的沟通。“爱情”的确创造了退回“内心”的可能，但小说并不想单纯停留在爱情叙事上，《山河入梦》希望加入到对历史的重写中，并且藉此重写改变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爱情的“内心叙事”是否可以化解社会的“公共议题”。小说后半部分着力用爱情故事来消融内在的紧张。姑且不从现实的角度看，孤立的爱情故事在巨大历史的变革面前，显得多少有点苍白，仅就文本内部而言，姚佩佩那些写给谭功达的情书自有动人之处，就像“阳光下无边无际的紫云英花地”，然而谭功达怎么到死也没有放弃那张“梅城规划草图”呢？虽然梅城的公园早就成了废墟，但为农民造公园的美好愿望还是不容轻慢。“花”与“地图”的两难依旧存在，即使在文本中，想象性的解决恐怕也难以实现了吧。
    
    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小说形式的问题。格非的小说犹如江南的梅雨季节，细腻、湿润而雅致，带有一丝迷人的梦幻色彩，从早年的《青黄》、《迷舟》，到讽刺意味颇浓的《欲望的旗帜》，直至近年的《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都打上了深刻的“风格化”烙印。可是，当他希望用文学来把握巨大的历史内容时，用小说来描绘百年中国现代历史时，这种“风格化”形式和“巨大”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格非有他的自觉，“一部小说的动机往往来源于一个简单的比喻”，“历史”被“形式化”为某种可以把握全局、提纲挈领的“比喻”。《人面桃花》中“渐渐融化的冰花”，《山河入梦》里“无边无际的紫云英花”，都具有化繁就简，以简御繁的功能。但文本中“繁”与“简”的统一，并不等于现实中“历史”与“文学”的辩证。《山河入梦》中体现出来的内在张力以及作家对待这一张力的态度，本应该发展出更具有历史概括力和艺术感染力的“辩证意象”，包含了多种可能性的“复合意象”。只有这样，巨大的历史内容才能转化为小说的内在形式，并且从小说的内在形式中最终突破出来，以一种笼罩全局的“比喻”方式，进行历史意识的自我表达。
    
    格非是低调的，但低调中蕴含了可贵的书写历史的高昂。在这个据说历史业已终结的时代，“历史”早就成了“不可表达之物”，可文学依然执拗地企图完成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仅就这点而言，作家需要的不光是出众的才情，更重要的是勇气，克服文本和文本之外的“困难”的勇气。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