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文颖的短篇小说《蚀》

    很早以前，我就领略过被称为“南方写作”精灵的朱文颖的小说风貌，想不到一个富于诗人气质的小说家，竟然能如此从容地从纷繁迷乱的现实中重新“结构”和营造出生活的骨感和丰腴，她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写意，接近诗的流溢般的虚幻和气息之美，使叙述直抵世道人心的最深处。但近几年，我发现，她似乎在努力改变着自己以往的写作路数，这种改变，不仅是在题材上，而且在小说的结构方式和叙事技术方面进行着探索和调整。也许她清醒地意识到了，小说的题材和结构方式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同构性。短篇小说《蚀》(《作家》第4期)就是一篇在新的叙事愿望驱使下，试图写出一个“农民工”在城市喧嚣中灵魂悸动和人性裂变的作品。不仅如此，她还执着地在现实中寻找一种存在的“残酷的诗意”。可以说，这完全是融化在生活和内心深处的诗意，虽然它异常的清冷，甚至令人惊悚。

    我觉得，现在来写一篇所谓“农民工”小说，对于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种挑战或是冒险。因为这种直切“当下”的叙事，关于现实的生存场景的书写，很容易被视为是不够“深沉”的应景即兴之作，写不好就会流俗。其实不然，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蚀》想在一个很小的叙事空间里，装载一个大于人物、大于情节也大于故事的理念。从这个角度看，朱文颖依然不自觉地保持着充满隐喻的、情节疏淡的叙事惯性。家乡的旱象和都市的雾霭，粘滞潮湿的空间，让宝根和三凤在强烈的反差中开始晕眩和坠落。酸楚和悲情，善良的欺骗开始在这对进入城市的农民夫妇之间慢慢地演绎着。与众不同的是，情绪的起伏、心理的细腻波澜，没有发生在女人三凤这里，恰恰总是弥漫在一个粗壮的农村汉子的灵魂深处。这似乎是暗喻一个正在丧失阳刚之气、濒于脆弱的时代的开始。我们注意到，这篇小说极力地捕捉着人物瞬间的感觉，并且在细部——而不是细节、情节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叙述被牢牢地控制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之内。宝根与那个“杀人犯”，三凤和喜儿，墙上的美女及其关于她的种种想象，不断地在宝根的幻觉和想象里重叠和复现，他们仿佛一起构成了一个“蚀”，正是“蚀”的意象，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的可能性，而小说的张力和深意也在于此。什么是“蚀”呢？相同的命运，相同的途径，相同的气息，还有相似的环境，相似的诱惑，相似的人心，甚至于相似的身体，在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处，都预示着相同或近似的归宿，都是无法摆脱的命运的重复。叙述渐渐地推动着人物，由外在的、表象的、朴实的、柔软的存在形态，进入到内在的、深层的、悬浮的、坚硬的虚无之中，我们甚至可以听到宝根日渐错乱的心跳和灵魂颤动。

    小说在一个狭小的叙事空间里，揭示着人物隐秘的内在生活真相，传达出一个城市的陌生的闯入者所遭遇的尴尬和难以言说的荒谬感。而这一切，都是作者放弃了对外在现实世界的描摹，进入人物潜在的精神空间，进行的独特的体察，并小心翼翼地呈现出那些不断被现实表象掩饰的精神状态。这时，我们又可以将“蚀”理解为宝根的“生存之根”的彻底挂空、被遮蔽与销蚀。宝根由朴拙、憨实，到焦虑、猜忌，直至怪戾、疯狂，在很短暂的时间流程里，如同一幕无声的戏剧或默片，在并不锐利的语言节律中，加剧着生活、心灵和时间的沉重。宝根从建筑工地的高楼跌落，喻示一个梦境的破碎和毁灭。宝根杀死喜儿就如同杀死自己的妻子三凤，证实了自己与那个杀人犯相同的身份，而喜儿的命运就是三凤的必然结局。宝根先前的幻觉和疑虑，都成为他后来经历的一次次预演。诗意的情景里掩藏着无尽的人性的裂隙和残酷。

    短篇小说的力量在于积蓄后骤然的爆发，或者凭借灵性的渗透展示从头至尾的平淡无奇的深邃。它就是一个感觉和语言的方阵，要求你在有限的时空中摆平其中每一个必要的元素。而稍不留意或缺乏耐心，就容易使写作的本意与文本的想象逻辑发生错位。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叙述由疏而淡，耐心细致，主人公宝根的酸甜苦辣俱全，意味深长。宝根的心理控制着叙述的进程，这是“诗意”渊薮。当然，人物宝根是这篇小说中的最大“手筋”。只是宝根的爆发还稍稍缺少一点儿积蓄，“铺垫”不足，感觉上略显生硬，但这并没有影响整篇小说叙述的质量。因为朱文颖的小说所依赖的是对生活、情感的经络、纹理、褶皱和骨感的清晰呈现，而非将叙述推向故事、情节的喧嚣。不过，这一次她还有节制、有理由也很自信地选择了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