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学勇先生同戒:务请尊重历史的事实与魂魄

    拙文《鲁迅是与人公开谈论过冰心的》刊出后，陈学勇先生复以《如何解读“鲁迅与斯诺谈话”这份史料》(下称《如何解读》，但陈学勇先生似是有意漏掉了原题中至关重要的最后三个字:“整理稿”。见3月30日《文汇读书周报》)作答。笔者读后，深感有必要再与陈学勇先生论辩一下:一是究竟谁在“误读讹用史料”？二是关于《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之真实可信程度，及与此谈话之目的是否存在一个面对千百万读者的问题。三是鲁迅生前同人谈话、撰文及书信往来会不会出现错讹的问题。

    笔者以为，上述问题，已经不是什么解读不解读的问题，而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如何尊重历史的事实与魂魄的原则问题了。

    关于斯诺陕北之行的目的

    在《如何解读》一文中，陈学勇先生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向我们告示道:“鲁迅与斯诺的谈话决非公开行为。斯诺这位进步倾向鲜明的美国记者，除致力翻译左翼作家作品，还准备去陕北革命根据地深入了解那里的文学运动。”

    笔者认为，自1936年5月鲁、斯晤谈以来的七十年间，提出类似关于斯诺“去陕北革命根据地深入了解那里的文学运动”立论的，迄今为止，恐怕仅只陈学勇先生一人，笔者不知道陈学勇先生此说依据何在？请问:《西行漫记》有“陕北革命根据地文学运动”的影子吗？

    七十年来为中外史学界人士所熟知的史实，同时也是埃德加·斯诺与当时力促他陕北之行的夫人海伦·福斯特留存的近百万字亲笔文字材料所显示的那样:早在1932年的上海，斯诺就曾试图通过中共地下党介绍去江西苏区访问，但未能实现。

    1936年春，在亿万民众抗日救国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刻，被蒋介石调往西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于4月9日晚在肤施(今延安)的天主教堂里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的秘密会谈。从而又一次唤起了几个月前挺身走在“一二·九”爱国抗日学生示威行列前面的斯诺访问苏区、寻找毛泽东及其“赤匪”的欲望。

    其实，早在这之前，斯诺已经向中共北平地下市委书记黄敬提出过去苏区的愿望，但终因当时的环境所限，未能适时作出安排，于是，斯诺决定转而求助于孙夫人宋庆龄。1936年4月下旬，斯诺南下来到上海，一下火车他就直奔法租界莫里哀路宋庆龄寓所。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于是就有了斯诺与同为美国人后来成为延安乃至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坚的马海德博士(原名乔治·海德姆)的陕北之行。而埃德加·斯诺这次陕北之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采访红军和蒋介石悬赏25万大洋要捉拿的毛泽东。自6月3日离开北平西行，到10月19日斯诺由苏区返抵西安，四个月的采访，诞生了一部二十世纪的伟大纪实作品，这就是至今仍熠熠闪光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综上所述，斯诺的这次陕北之行，是他足足酝酿了四五年之久的一个重大计划的付诸实施，为的是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及民族解放事业，和他们的领路人毛泽东，介绍给整个世界，而决非是陈学勇先生杜撰的什么“去陕北革命根据地深入了解那里的文学运动”。毋容置疑，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

    关于《鲁迅与斯诺谈话整理稿》的若干问题

    在《如何解读》一文中，陈学勇驳斥笔者关于鲁迅斯诺之间“这次访谈的内容，是要面对千百万读者的”见解时，无来由断定笔者“这话属于他未顾及当时历史环境的猜想”，不仅如此，而且还毫无任何史料依托地作出了“我们有理由设想，鲁迅可能与斯诺约好了谈话不对外报道……”的判断。

    据此，陈学勇先生随意性很大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斯诺根本无意发表‘访谈’，事实上，《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始终没有公开披露，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它在斯诺、海伦夫妇的私人文档里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直到五十年后才由访美的中国学者、翻译家安危先生偶然得知，译成中文发表于一九八七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

    史实果真是陈学勇先生断定的吗？

    1936年10月下旬，伦敦乔治·G·哈拉普公司出版了斯诺花费近五年时间精心编就的《活的中国》(《LIVINGCHINA》(副标题是“现代中国短编小说选”)一书。该书序由斯诺亲撰，尼姆·威尔士(即海伦·福斯特的笔名)所撰写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作为《活的中国》附录一收入。而《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正是以鲁迅与斯诺的这次访谈为依托而撰写的。

    海伦在1936年6月最终修订完毕的该文中写道:

    毫无疑问，鲁迅是中国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他不但是一位创作家——多半是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也是一位活跃的知识界领袖，是最好的散文家及评论家之一。既然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评论家，在这里值得援引一下最近他在一次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所发表的意见:

    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茅盾、丁玲女士、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大概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里包括了最好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重要的小说家。沈从文、郁达夫、老舍等人的“小说”实际上只是中篇小说或长的短篇小说，他们是以短篇而闻名的，不是由于他们对长篇小说的尝试。

    在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短篇小说比任何其他文体更具有重要性。它在技巧、素材、风格——老实说，在一切方面，对中国文学传统来说，都差不多是崭新的，而戏剧则有不少可以从过去借鉴的。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在诗歌方面，冰心、郭沫若和胡适同旁的人写得一样好。不过中国新诗好像还只是在尝试阶段。迄今为止，我们的新诗是失败的。散文方面更有成就一些。重要的散文家有周作人、林语堂、陈独秀和梁启超——著名的清代学者，他是现代文学运动的前驱。

    当前我们最好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左翼的，因为只有他们所写的内容才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引起知识界认真的注视。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茅盾、丁玲女士、沙汀、柔石、郭沫若、张天翼、田军、叶紫、艾芜和周文。田军(真名萧军)的妻子萧红是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看来她有可能接替丁玲女士，正如丁玲接替了冰心女士。

    在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早在1936年的八、九月间，明确标注有鲁迅与斯诺这次访谈内容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一文，就已经发表在了伦敦的《今日生活与文学》杂志上，从而为不日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先导作用。

    而且，海伦·福斯特于1936年6月根据鲁迅与斯诺访谈内容写就的这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由萧乾夫人、著名翻译家文洁若翻译成中文，刊登在1978年第一期(创刊号)《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时间要比刊登谈话整理稿原件早九年！

    1983年4月，《活的中国》一书的中文版正式面世，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26500册，版权页标注:埃德加·斯诺主编；中文材料记录者陈琼芝；英文材料翻译者文洁若；编辑朱正。随着该书中文版的在中国发行，越来越多的读者读到了海伦引述鲁迅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精辟见解。这就从根本上击破了陈学勇先生关于在1987年8月22日(指该期《新文学史料》发行日)之前“始终没有公开披露”和什么“鲁迅可能与斯诺约好了谈话不对外报道”的毫无史料依据的武断结论！

    陈学勇先生还在其文中提及了《新文学史料》为发表《鲁迅与斯诺谈话整理稿》所加的编者按。但陈学勇先生在引用时却完全根据自己个人所需，割裂其他特别是编者按重点说明的两个问题，一是“这份经过整理的资料，主要是采访鲁迅的纪要，所记鲁迅的观点，大体符合鲁迅的思想”——而这段表述，恰恰紧紧排在陈学勇先生引述的“这样的整理稿不能等同于鲁迅手笔的正式文章”的前面！不知陈学勇先生为何视而不见。二是《编者按》向广大读者预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我们拟请一些老同志和研究者举行座谈或撰写文章，于本刊发表。”

    《编者按》中所预告的座谈会很快就付诸于实施，于一个月后的1987年9月25日举行。

    这次座谈会的发言(含缺席者)纪要全部刊登在了1988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上，这同样“好在不难找”。不知陈学勇先生为什么不根据《编者按》指引的方向，去认真地浏览一下呢？这是因为，所有与会者一致赞同1987年第三期《编者按》的立场，即“原稿完好，弥足珍贵”与“斯诺根据记录稿，并加上自己的理解，以及通过其他途径得来的资料，进行了综合整理。这份经过整理的资料，主要是采访鲁迅的记要，所记鲁迅的观点，大体符合鲁迅的思想。当然这样的整理稿不能等同于出自鲁迅手笔的正式文章，也是毋容置疑的。”与会者还高度赞扬了安危先生为此作出的贡献。

    关于鲁迅言行书信有否偏差的问题

    笔者在拙文《鲁迅是与人公开谈论过冰心的》中指出:“鲁迅在回答问题时表述也会出现一些偏差，乃至比较明显的与现实脱节的失误。最终整理时，斯诺夫妇依据自己掌握的最新权威资料作了一些纠偏。”对此，陈学勇先生在《如何解读》一文中用了“秋石先生竟轻率地批评”及“秋石先生文章把斯诺的讹误算在鲁迅头上，有点草草。可谓误读错用史料一例。……而对史料不作研究，误读错用，对学术无补与空论无异，我愿和秋石先生共同引以为戒”等词句加以全然不顾事实的粗暴指斥。

    上述，是陈学勇先生不及细看《鲁迅与斯诺谈话整理稿》及不读鲁迅相关书信之后的又一武断结论！而且，更为可悲的是还夹杂有同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似乎作为伟人名人的鲁迅是不会出现偏差与错讹的。

    在这里，笔者别的且不论，单就《鲁迅与斯诺谈话整理稿》一文来看，就存在着因环境险恶，情况不明产生的鲁迅回答之错讹。

    整理稿中，在回答斯诺夫妇提出的第三个大问题，即“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在一一列举“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七人名单之后，专门谈到了丁玲。斯诺这样记录道:丁玲是左翼作家，可是自她被捕，与冯达(原是左翼作家，后来成了叛徒)结婚以后，鲁迅认为她完了……

    先谈鲁迅认为丁玲“她完了”的看法，且不论与事实有着多大的出入，但确确实实来自鲁迅内心的认识。这是有此前鲁迅书信为证的，而且鲁迅书信也有一个丁玲从“死”到“活着”到“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便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的完整演绎过程。

    请看鲁迅亲笔所为: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我的种痘》:

    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计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科学新闻社信:

    ……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致王志之信:

    ……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萧军萧红信:

    ……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显然，活生生的事实与鲁迅“完了”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于是便有了整理稿上继“鲁迅认为她完了”之后斯诺的另一个表述:“萧乾不同意这个看法，称他最近从丁玲那儿得到一个短篇小说，这是她三年来(指被捕、囚禁以后)写的第一篇。她的作品毫不含糊地表明，她的思想没有改变。”

    在这里必须指出是，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伟人名人不盲从一家之言的求真和率直精神，贯串了斯诺的一生，197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作为毛泽东的唯一外国知已，斯诺向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谈到中国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说出了当时在中国无人敢公开讲的心里话。毛泽东则坦诚地承认这是事实，说“四个伟大讨嫌”，高度赞赏斯诺对他不说假话，保持独立思考，没有受这一套的欺骗是对的。

    在鲁迅先生言谈举止存在不存在错讹的问题上，座谈会上有两位专家的发言很有说服力。一位是臧克家老先生，一位就是你陈学勇先生“附和”过的陈漱渝先生。臧克家先生在书面发言中指出:

    五十年前，中国革命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这么关心我国的革命事业和文学发展，是令人感动的。鲁迅的答问，概要的对他谈了当时文坛的概况，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鲁迅的思想立场以及对文艺的看法，这都是很珍贵的历史材料。今之视昔，觉得其中也有一些含混不清，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一个人，他见识再高，也不能事事完全正确，永无缺陷。

    时为中年学者的陈漱渝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颇有见地。陈漱渝先生指出:

    总之，鲁迅是伟人，不是完人。他的著作和谈话固然随处都闪烁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也并非句句是真理。在鲁迅研究领域中，我们要开展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百家争鸣，所反对的仅仅是那种于哗众取宠动机恣意贬鲁迅的不良倾向。

    笔者在读到《冰心与鲁迅》一文时，曾与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沟通过。在约略听完我的不同看法和表述后，陈漱渝先生先是坦率地承认陈学勇一文是受了他的影响。其后他更坦率地承认:在论述这个话题时，却忘了关注《鲁迅与斯诺谈话整理稿》及《活的中国》附录的尼姆·威尔士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了……陈漱渝先生的这两个坦率，表现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气度和有错必纠的求真精神。

    注: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先后与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张小鼎先生，前《新文学史料》主编、著名诗人牛汉先生，拥有多部斯诺研究专著、当年怀揣《西行漫记》奔赴抗日前线的红小鬼、原军委总政办公厅研究员武际良先生，前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文艺报》主编、1991年9月受中国作家协会之命前往美国康州向海伦·福斯特颁发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的金坚范先生，萧乾夫人、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先生，以及京、沪两地多位资深学者，进行了总量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电话求证沟通。与著名翻译家、学者安危先生，现正在美国探亲的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先生，居住在美国的姚克小女儿、斯诺呼之为“亲爱的湘”的干女儿姚湘女士等，均于两年前纪念斯诺、姚克诞辰百年纪念活动时有过沟通。并对七年前延安文艺老战士、丁玲老伴陈明先生赠予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号及其相关资料，以及已故鲁迅学生黄源的亲密战友、新四军老战士巴一熔先生及时提供的帮助，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