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大地回到民间——《刺猬歌》复旦研讨会纪要

    时　间:2007年4月16日上午9:30

    地　点:复旦大学光华西楼1001会议室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　文学报

    陈思和(复旦中文系主任、教授):张炜的长篇小说《刺猬歌》发表之后，反响非常好。我们准备了很久，请张炜到复旦来，和同学们做交流；另外就这部长篇新作，我们这里的老师、同学和评论界的朋友一起和张炜做一次交流。这次会议是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文学报》社联合举办的。这部小说涉及很多问题，也是张炜长期坚持他的创作道路的成果。我们希望今天就一些比较高层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对谈、讨论。下面先请张炜谈谈他的创作意愿和想法。

    张炜:我对这本书特别慎重，这也是我个人投放精力特别大的一本书。对我来讲，这本书的写作难度非常大，最少在心里打稿、酝酿了十年。因为写《古船》和《九月寓言》中间的空档特别大，后来就写了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些作品。这一路写过来，我想对自己的创作做一个综合的呈现，想突破自己，对自己做一个有力的挑战。但是很困难，写了三十年，越写越难。对我来说这本书是遥远的跋涉之后走到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怎么样，我今天特别希望听到各位很不客气的发言。

    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张炜在《古船》以后所写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从文学探索、文学表现角度被肯定的较多，但客观上讲，对于读者的接受是有一些障碍的。出版社需要考虑现实的市场销售等问题。所以接到他的稿子的时候，我是抱着非常忐忑的心情来阅读这部稿子的，读完之后很兴奋，也松了一口气。至少他把《古船》和《九月寓言》之后的一系列长篇揉了起来，而且处理得比较好。所以出版社决定将这本书在今年年初重点推出。四个月来，各方面的反应都很不错。

    张业松(复旦中文系副教授):《刺猬歌》在讲一个现实的社会变革的故事，社会面貌的变化可能给张炜带来很多的不耐烦。面对这种不耐烦，他试图把这个看上去俗不可耐的世界再度神秘化、丰富化，让它重新具有某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因而，他的讲述和我们所习惯的不一样。他用过去的、传统的词汇来重新命名已经被规范化的事物、甚至整个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比如，规范化的历史是有明确的断限的。但是张炜把革命的历史通过陌生化词汇的重新讲述，打入民间历史的层次，进入没有时空、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的民间感受层面，这些历史和亘古以来的存在于传说、存在于民间模糊记忆中的整块混同在一起。这样，他把当代推入到一个远的背景中去看，使其中他所关心的因素能更好地呈现出来。

    张新颖(复旦中文系副教授):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里，现代汉语写作中，还没有一部用这么大的篇幅和规模，来处理动物的，或者说，像这样把它作为主体来写的还没有。现代汉语写作里看不到这样的东西是不奇怪的事。五四文学“人的文学”概念提出以后，我们把“怪力乱神”都给去掉了。从这一点来讲，中国文学传统从五四开始，是一个缩小的传统。我们所受的是五四以后的教育，已经习惯了文学不太需要比人更大的世界。于是我们在接受文学的过程中越来越把什么是文学狭窄化了，与文学源头的思维方式隔得越来越远。

    文学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比人的世界大的世界。如果有人有能力看到更大的世界，对于恢复我们久远的文学传统，恢复我们跟文学本身的思维方式的联系，是很重大的事情。张炜用力之处在于，他要把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和当代社会变迁完美地结合起来。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张炜没有一个社会进步的观念，没有社会阶段性的观念。他眼里的社会、时代的连续性很强。我们看到的是阶段间的断裂，而他看到一个阶段与一个阶段在根子上错综复杂的连续性。

    严锋(复旦中文系副教授):《刺猬歌》是张炜所有小说中神话色彩最浓烈的一本。小说回到神话，我觉得这不光对中国文学，对文学也有特别的意义。在影视、电脑游戏、网络等媒体的压迫下，我觉得文学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神话。神话是文学的本源，是文学最基本的特质。神话本来就是和人和世界共生的，跟人之为人都有密切的关系。文学应该回到这种关系，弄清这种关系，才能找到真正的文学性。这个问题很多作家都意识到了，像苏童、叶兆言也在写神话系列，更不要说铺天盖地的奇幻小说。我觉得这是一种集体的欲望。但是神话也是分层次的，现在看到的奇幻小说只是低层次或者说初级的神话，应该还有更高级的神话。对此我们最好的作家应该是责无旁贷的。

    问题在于怎么去写神话。有的作家选择比较简单的途径，比如从历史传说、现成故事中去挖掘题材。张炜的神话则是一种“原野的神话”。他的神话更立足于故乡、农事、田园，这种神话更有一种亲切感、现实性，这样神话与我们的一种相关性、现实性有很大的意义。

    郜元宝(复旦中文系教授):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失去了熟悉的精神共同体，其来源、边际和目标指向都日益模糊。张炜在《九月寓言》以来的的创作正好反映了文学共同体破碎之后，在一个人身上造成的真实的分裂与撕裂，以及难堪的破碎、散乱和凌乱。这些作品并没有提供更新的文学元素，但以往我们熟悉的也是张炜所依赖的那种根植于文学共同体的强有力的整体结构没有了，这些元素一下子“散”在那里，我不知道张炜通过这些元素整体上要传达怎样的信息。但这时，我们更容易出于一种本能的精神上自我保护和自我确认的需要，抓住张炜小说的某种元素，上升、扩张、深挖，想由此完成新的整合，给张炜的写作同时也给我们自己的阅读提供一个新的背景与保障。但这种愿望能走多远呢？90年代后，很多元素都散列在张炜的日益高产的作品中，我很难抓住其中之一，从而把所有元素妥当地组织起来，使之各安其位，各从其类。

    精神上大一统的文学建制消失了，这就逼使张炜不得不站出来，做时代精神的独立承担者，做滔滔浊世的终极意义上的解释者和审判者。在这个意义上，对张炜、莫言、李锐、王安忆等一代作家的某种姿态，我现在觉得都能够理解了。

    王鸿生(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生活的主要方式是“揭秘”。但《刺猬歌》却在“守秘”。小说在讴歌自然，这自然有点类似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人神四重奏，天地人神都在发出声音、在交响。我确实隐约感到一向沉默的大地在开口，这种沉默的开口是通过很多事物的喧哗来被感受到的。这种沉默的力量和小说所用的神话、传说和梦的手段是相关的。这样一种叙述实际上在暗示这个世界有神秘性。张炜告诉我们神秘，因为最终能够审判我们的就是自然。人没有能力来审判其他人，人与人之间的审判总是成问题的。只有把大地沉默的声音真正开掘出来才能对我们今天的历史形成审视的视角。他通过恢复原始记忆，通过浪漫想象的过程企图把大地的口子撕开，让她说话。用反揭秘的方式来恢复这样一种神秘性，因为这其中才有神圣感。

    在“守秘”和“揭秘”之间，在大地和世界之间这样的冲撞是这本书很重要的话题。张炜的反思非常吊诡，他在建立了大地这一纬度以后，“揭秘”和“解秘”的冲突隐含在他的思考之中。

    王光东(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首先，我想谈一下这部作品在张炜整个创作过程中到底该放在什么样的点上来理解。在1986年前后的那段时间，他的作品变化非常大，写了关于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作品。进入90年代以后，张炜的长篇小说与1986年前后的那些中短篇小说的关系非常密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来谈《刺猬歌》，我们可以看到，张炜将在1986年之后中短篇甚至长篇创作中的文学经验和个人的文学探索追求，在这部作品中综合了起来。

    其次，我想简单谈谈张炜自身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张炜总是怀疑社会的任何变化，他不存在社会进步的想法。这个趋向从张炜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就出现了。因此，张炜一直处在焦虑与不安中。这导致他退回到浪漫的心灵世界，用一种背对现实的姿态来回应、对抗现实。于是，他写荒原，写动物。这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对抗，一方面还包含了对文学自身经验的发现。如民间记忆、传说等等。这些经验与我们普遍认同的现代化的经验是很不一样的。小说正是把被现代性遮蔽的一些经验发现出来了，在这一点上《刺猬歌》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栾梅健(复旦中文系教授):这部小说拓宽了现当代文学的疆域，对五四以来的科学主义创作方向有一种反抗。这部小说回归了从五四到现在大半个世纪的文学传统，这在我们现当代文学史上有比较大的意义。我不大满足的是，尽管有很多篇幅写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但是营造的气氛的神秘感不够。我感觉应该写得更加的原始更加的神秘。总体来说这部小说还是写得非常好的。

    陈思和:大一统的中国文学发生变化以后，作家用什么方法再来履行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有一批作家依靠着一个东西，那就是民间立场。他们没有离开这个社会，中间批判的立场没有消失。他们面对的都是今天的现实，没有把小说看成好像与这个世界无关。这些作家到今天发展得非常好。“民间”是个非常好的场域，各个作家离开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会回到民间的立场来回应这个时代。

    关于《刺猬歌》，我不认为它是神话的演化，因为神话有一个非常高远的神话谱系。这部小说使用的是个民间故事。整个故事是用一只刺猬，以一个模拟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和人间，与我们的看是不一样的。那么，用刺猬的经历来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也包含了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一种感受？这里有很多问题可以作进一步探讨。这部小说的结构包含两个世界的奇妙结合，一个是人间的世界，另一个是民间的世界。小说里真正的叙事者是大地，其中刺猬、狐狸、海猪、土狼、人类等等都是其中的角色。最让我震动的是，张炜在这部小说里揭露的当下知识分子处境的虚伪性。这是张炜一系列小说思考、探索新的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处境变化的一个新的深度。

    会议中，陈思和、周立民等对于文本的细腻分析、王鸿生对于自然道德的探讨、郜元宝对于作家与当代文学传统的反思，朱小如对主题、金理对于“异人”谱系的揭示等，从不同的方面对《刺猬歌》展开了深度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