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片人文风景》  陈骏涛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竟然，生动精悍、充满活力的陈骏涛老师也达到了从心所欲的生命境界。那天，从电话里他告诉我，他的学生们要编一本文集为他庆生，他嘱咐我为此书作一篇序。我拿着电话发怔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骏涛老师在许多场合都说过，他是从四十岁以后才真正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以前十年是一片空白。这说明骏涛老师很在乎自己的年龄，在乎意味着他心不甘情不愿地面对当时的自己竟过了不惑之年。他觉得自己还年轻，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像“文革”后起步的年轻人那样，一往无前地去探索追求，并在探索中重新塑造自己。但事实上，他毕竟是人到中年了。这“中年”不仅仅意味着生理上的年龄界限，同时还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阅历、经验、况味、挫折，以及种种现实环境中的限制和尴尬。比他们更年长一些的知识分子，或为右派，或为牛鬼，历尽苦难，但有近于原始正义的理想主义支撑着，有一种大起大落风过耳的自信；比他们更年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从“五四”看到“文革”，看来看去看得大智若愚，洞察秋毫，阅历把他们炼得炉火纯青。这两代人是坚定的，清晰的，纵然再有大风浪，也不会有太大的惊恐失措。而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在“文革”的废墟上迅速成长，这代知识分子几乎是怀着本能反叛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他们还没有被后来弥漫成风的市侩庸俗气息所侵蚀，他们无所顾忌，敢想敢说，在探索中以闯禁区犯禁忌为快事。而恰恰是居于这几代人当中的那一代中年人，当时有些慌了。他们没有来得及获得理想主义的信仰，却让意识形态充斥头脑，没有经历太大的苦难，却有的是盲目狂热以及狂热以后的空虚，他们认识到时代在变化，却在知识结构上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更何况他们长期在极左路线威胁下心有余悸。我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不少这类诚恳而善良的知识分子，他们总感到自己是被耽误的一代，他们大都是我的师长辈，他们常常由衷地对我说，你们是赶上了好时光，我们当初也想这么做，但客观上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环境啊。陈骏涛老师在1988年为我的论文集写的序里，就是这样极为真诚地说:“陈思和所走的路子，正是我先前想要走，却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没有走成的路子，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想达到却没有达到的东西。当一个年轻的后来者从我身上跨越过去的时候，我不讳言我的心情很复杂、很不平静的，是欣喜？是惶愧？是妒忌？……可以说都有，但我绝没有阻拦他们前行的念头。”其实我在80年代刚刚起步，远没有达到陈骏涛老师所感受的那种状况，但是他是预感到了后来者可能会达到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正是他自己也曾经预期的追求目标。我那时对骏涛老师发自内心的感叹并不理解，青年人感觉不到年龄所带来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威胁，只有当我自己也已经过了五十岁，所谓知天命了，才能细细地咀嚼老师的话，才感受到一种迫切感。

    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一代人中最卓越者，在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的局限的同时，一种知识分子高贵的品行油然而生，这就是他们毅然放弃了比一比长短的念头，转而甘为人梯，以极大的热情扶植和提携正需要前辈指导的年轻一代，用他们这一代人曾经拥有的经验教训和工作条件，为年轻人摇旗呐喊，铺平道路。我个人的人生道路上就遇到这样的好老师。王信、褚钰泉、周介人和陈骏涛，都是我终生感激的指导者、兄长和老师。我正是在他们的帮助和扶植下一步步走向目标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以共同的努力去追求共同的东西。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在今天社会可能达到的影响力。

    我和李辉在大三的时候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第一篇论文，是贾植芳先生亲自推荐给王信先生。不久，我们收到了署名编辑部的来信，热情地指导我们如何修改这篇论文，要求提得非常具体，都是用商量的口吻。于是，我们就按要求把文章改成通信的形式来讨论问题，很快就刊登了。我现在还保留着这封编辑部来信，但我们一直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多年以后才了解到，我们的稿子由王信先生交给陈骏涛老师处理的。不用解释，即使是现在的大学生也能够理解，一个本科学生能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对其后来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什么。1986年，陈骏涛老师在报纸上开专栏，介绍当时活跃的青年评论家。他喜欢举对方的年龄，我注意了一下，那些被推荐者的当时年龄是:我和许子东都是32岁，王光明31岁，陈晋30岁，罗强烈才28岁，只有黄子平和周政保年龄比我们略大一些。可以想见。当时这样一批年轻人，是多么需要有前辈的帮助和提携。

    陈骏涛老师从事编辑工作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提携青年，只是他顺水推舟的事，骏涛老师作为文学领域权威刊物的编辑，为学术研究的承前启后发挥过很大的作用。80年代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大约都认识王信老师和陈骏涛老师，尽管他俩的个性不同，王信的坚定有识、陈骏涛的热情活跃，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0年代是文学观念更新变革的时代，社科院文学所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解放思想、探索学术方面是一面旗帜，刘再复出任所长，继承了当年何其芳的传统，在文学理论领域勇于创新，提出一系列的理论命题，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文学理论的探索热潮，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解放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80年代的文学理论创新，是通过一系列论文和一系列会议来推动的，而骏涛老师积极参与其间，组织会议和发表论文，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想起来，当年的厦门会议，扬州会议，海南会议的顺利召开，骏涛老师作为一个卓越的会议组织者和刊物编辑者是功不可没的。

    再接下来是90年代的商业大潮呼啸而至和人文精神的大衰退，知识分子的激情受到重创，纯文学急剧地边缘化，而许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必须寻思如何重新整合自己的方阵。我当时提出过一个假设，即知识分子的三种价值取向:庙堂取向，广场取向和民间岗位取向，当时的现实状况是，前两条路都走不通了，所以知识分子应该调整自己，在民间确立自己的工作岗位，发挥自己的作用，传播自己的理想。我始终认为，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实践而不是高谈阔论，要用实践来证明人文理想在当代社会是有生存下去的可能的。90年代初，教育和出版两大领域还不像现在那样受到市场机制的控制，还是知识分子传播人文理想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出版，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纷纷投入出版领域，结合民间书商的二渠道发行和一部分民营企业游资，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出版物，挽回了出版界向钱看的颓败之势。骏涛老师策划过“跨世纪文丛”，就是其中很有影响的品牌读物。我毫不夸张地说，“跨世纪文丛”的出版，挽回了纯文学当时遭遇的颓势。第一辑十二本作品集，有王蒙的争议作品，有贾平凹的乡土文学，有陈染的女性主义文学，有余华、格非的先锋文学，有方方、池莉的新写实，也有苏童、叶兆言、刘震云等最有实力的书写民间。可以说，都是一时之选，囊括了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创作，90年代的文学创作获得了一次整体性的社会确认。这是编辑策划介入创作和出版的一次成功实践。而骏涛老师当年的工作，我认为是不可被遗忘的。

    陈骏涛老师首先是一位当代文学的编辑，他的批评文章是编辑工作的副产品。其论文特点非常鲜明:敏感，及时，反应迅速，态度宽容。在他的第一本论文集里，他的一系列论文都是抓住了“多元”这个关键词，强调文学创作、文学观念、文学功能的多元性。这个概念在今天已经被人用得俗滥，但是在当时提出多元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具有革命性的探索。他的批评文字，文笔轻松耐读，举重若轻，表达清晰，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可惜这些理论文章都没有被收入这本纪念集，以至于骏涛老师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风姿展示得并不清楚。所以，我要特别地强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