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优秀的诗歌从何而来，古今诗人的共同体会是“诗外功夫”和“诗内功夫”的有机统一。宋代大诗人陆游就有“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遹》）之说。至于“诗内功夫”，古今诗歌由于体式不同，语言变异，自然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但注重诗歌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词语锤炼，却是古今诗人一以贯之，丝毫不敢忽略的。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把“诗”和“散文”分别比喻为“酒”和“饭”，指出诗和文的原料都是“五谷”，但“文”求实用，如米“炊而为饭”，啖之则饱，在形状上较少变化；“诗”道性情，如米“酿而为酒”，“形质尽变”，饮之即醉。可谓切中肯綮之谈。
    
    遗憾的是当今不少诗歌作者既忽视厚实的“诗外功夫”，又不肯在“诗内功夫”上倾注心血，常常是见到就写，写过就算，“拣到篮里就是菜”，“世上的菜数我好”。诗歌界的朋友说，2006年新诗界十分热闹，流派众多，主义扎堆，你主张现代派，他提倡后现代派，我标榜后后现代派……如此一来，不是“后来”居上，稳操胜券了吗？至于名目繁杂的“主义”，它们的承传渊源怎样，独特的艺术价值何在，谁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此外还有写小说的作家与诗人对骂，网民对诗人恶搞……面对如此眼花缭乱的景象，有人提问说：今天的新诗界，为何这么热闹，却又离我们这么远？
    
    原来，当前新诗的“热闹”，多半是表面文章。不少新诗人念兹在兹的是尽快出名，大模大样地进入诗的殿堂，为此他们忙于树旗帜，提口号，借助于各类传媒，制造新奇的新闻，刺激群众的眼球。一旦达到了目的，原先的各类旗帜和口号就可以弃之不顾。这怎么能当得真呢？诗人们当然不可能“遗世而独立”，也需要为生活而忙碌奔走，但诗人如只热衷于和网络玩家、广告制造商比怪招，赶时髦，吆五喝六，声东击西，这又怎能不让普通读者感到远而又远呢？
    
    五四以来，凡是成功的新诗人，都在诗艺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最终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徐志摩才华横溢，潇洒自如，尝试过众多的诗体而能随心所欲，表现过多样的内容而不离“华美”的基调；闻一多有感于初期的新诗语言散漫无序，特地强调“戴着镣铐跳舞”，虽属极而言之，却也通过《红烛》《死水》对新诗的格律化和音乐性作出了贡献；戴望舒主张“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从而写出了兼得“写实”与“象征”之妙的《雨巷》等作品……
    
    不妨再举一个稍晚的例子。我很喜欢公刘的爱情诗《天上的繁星有千万颗》：
    
    天上的繁星有千万颗，
    
    只有一颗属于我；
    
    照耀吧，我的星辰！
    
    照耀吧，我的命运的灯！
    
    我以坚贞的手臂将你捧住，
    
    你就永远不会陨落……
    
    在诗人笔下，“千万颗”与“一颗”相比，显示其感情的专注；“命运的灯”一出现，爱情的神圣性不言而喻；现实生活中不乏“对天发誓”之类，但诗人却痴心地眺望星空，“伸出坚贞的手臂”，令人心醉神摇。诗人既向意中人献上了自己的一颗爱心，也向读者捧上了一碗精心酿成的醇酒。
    
    需要补充的是：公刘一生坎坷，婚姻并不理想。此诗作为“附录”收入公刘亲自编选的《公刘诗选》，显然别有寓意。我和公刘讨论过“附录”部分中的几首诗，他在提到这首诗时苦笑着说：“此诗作于1956年，当时我还未倒大霉，可我当时的感情是真诚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至今还无法忘记！”我当时听后心里一震：这不就是生活变动不居而艺术恒久不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