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深入生活向来就不以为是个问题，我生活在农村，父母妻儿都是指靠生产队磅秤分配的麦子苞谷的多少，决定碗里的稀或稠的。我从学校毕业后，走进只有一座教室和一个单间独庙改作的乡村初级小学，后来又走进最低一级行政建制的公社，整整二十年。我获得专业创作的优越条件后，没有从西安城郊搬进市区，反倒彻底回归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屋院，尽管椽朽瓦破透光漏雨，我在这屋院里又住了十年。到走进西安住到作协家属院的小楼时，我已跨过五十岁。我的前五十年都是在乡村过的，差别仅仅只是身份：乡村孩子兼乡村学生，乡村教师身份是民办性质，当公社干部，一年有三季都住在村子里的农民家中；当专业作家，又生活在只有六十余户人家的以陈姓为主的村子里。我曾经调侃说，柳青在长安县从头到尾工作和生活十四年，成为文坛传诵至今的佳话，我在农村五十年倒没有谁在乎。

　　我五十年里所看到的世界，是乡村；我五十年里所感知的人生，是乡村各色男女的人生；我五十年里感受生活的变迁———巨大的或细微的，欢乐的或痛苦的，都是在乡村的道路乡村的炊烟乡村男女的脸色和语言里体验的。我对离我不过五十华里的西安，进去出来不知几百成千回了，却始终有一种感觉里的陌生和隔膜。当我可以拿钢笔在稿纸上书写我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的时候，乡村就成为无可选择的唯一，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在初中二年级的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不仅是农村题材，而且就是我的村子里私有果园归入农业合作社时发生的矛盾所引发的。我在公社工作的十年里，正值“文革”，文学创作先被禁绝和后来稍作放松，我早已确定想吃文学创作这碗饭是靠不住的，偶尔的一点写作，只是过一过文学写作的“瘾”，于是就专心致意于基层乡村的工作了。我在乡村是做工作的，不是为体验生活积累素材的，这倒让我避免了睁着艺术家的眼睛支着艺术家的耳朵去看去听乡村，而是在各种工作的过程和各色乡村人共事处事，吻合的愉快和不合的争执，在快乐和焦虑里感知各种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的男女。到后来文学创作和各项事业一样重现生机，我感到创作这碗饭可以争取的时候，顿然意识到曾经的乡村生活全都派上了用场。

　　我的乡村生活是无意识里形成的一方狭窄的天地。在西安市郊的东南角落，属于渭河平原的关中的东南一隅。灞河从我家门前流过，古人在灞桥头折柳送别泪溅柳叶，我后来领工为灞河修筑了八华里防洪河堤，至今依然发挥着防洪的作用。稍西边有浐河从秦岭流出，河边曾是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时期的“半坡人”群居的村落。我家的后院就是白鹿原的北坡坡根。夹在灞河和浐河之间的这一方土地，我在其间奔走了整整五十年，咀嚼了五十年，写下了一篇篇或长或短的小说和散文。

　　应该说，我生活的地方地域，属于关中的边沿。近年间起于各种因由，我在关中多走了一些地方，见多了听多了反倒愈加不敢开口说话了。面对这块土地上或地表下残存的历朝各代的遗物，我发现我的口再难随意张开了。我在西安西南一隅的沣水东岸，看到周人存留的车马坑里，木制轿车的轮子和拽车骡马的白骨，镶嵌在略显深褐色的黄土里，这是现今能看到的两千多年前曾经富于生命活力的冰凉的骨骼。我在渭北高原看过几座唐朝皇帝规模巨大的墓冢，墓前排列着的石兽和百官雕塑，突然觉得这些权力如天的帝王太过愚蠢，花那么大的财力物力修筑这种豪华场景，自己不仅欣赏不了享受不了，倒招引盗宝贼挖一道通风漏气的洞，甚至连尸体也被扔得七零八落。这是我现在能看到的历史实物，而王朝里的种种秘闻，不同版本里的文字常常相违，我真是没有耐心去辩证，就不敢轻易说话了。更重要的制约，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感知究竟有多少用处，如果没有用，说了等于白说或没说。

　　近年间我的兴趣常发生在一些人物身上，即生活在关中的一些令我肃然敬仰的人，譬如柳青，创造过17年小说艺术高峰的作家；譬如灞河边上的老乡孙蔚如，直接参与“西安事变”，又在中条山打得日本鬼子过不了潼关，保护古都西安不受鬼子蹂躏的民族英雄；譬如堪称伟大的剧作家李十三，能编成十大本至今还在演着的戏剧，却招架不住嘉庆皇帝一声“捉拿”的断喝，在磨道里推着石磨时吓得吐血……我无力为他们立传，却又淡漠不了他们辐射到我心里的精神之光，便想到一个捷径，抓取他们人生里最富个性的一二个细节，写出他们灵魂不朽精神高蹈的一抹气象来，算作我的祭奠之词，以及我的崇拜之意。如果有幸，留给关中，也留给关中以外的世界，作为我对故乡关中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