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困境——关于文人的生存状态致友人

    在电话里，你的一句感叹，深深地触动了我。你说:“我们怎么会这样，作为热爱写作的人，竟然还被生存所困！”

    你道出了实况，像刀子刺中了脆弱的部分，异样地疼。

    平日，你的语锋光芒四射，总是能刺到一些呆鸟，以至在跌落的时候，还在思考。我便是其中的一只。但是，我们痛并快乐着，因为我们欣赏睿智。精神之光，远离人的自私属性，也令人暂时忘却物质，不付出，便能受用，看到人与兽的区别。

    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无忧的人，居然也有忧！便让人动心。

    相反，在心痛之余，我有一种特别的快意——在你金刚不坏之身上，究竟看到了隐忍的伤口，对遍体鳞伤的我辈来说，心理上获取了短暂的平衡。这是意外所得，是养料，是补药，致使自己不过分自卑和颓唐。

    我辈生存在非文学化的土壤上，写作活动简直是异类的异举，现实的挤压是常态。公务与俗务，似汤汤大水，淹人没顶。所以，偶有创作，偶有发表，因沉潜中的消耗，浮出水面之后，也为矮株。因此，在文章上，我辈从不与你等比拟，稍有收益，便自得。

    1930年1月3日，沈从文在致旅美翻译家王际真的信中说:“我们不怕穷，那是小事情，自己还能读书，就得了。”那时的沈从文，文章卖得贱，千字二元，常入不敷出。即便如此，但还认为穷是小事情，还潇洒得这般自然自在。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定力，能安妥，即:有时间读书。根本地，他生存在纯粹的文学环境中，文学既害他，也救他。

    我辈却不同。没有整块的时间读书与写作，进入不了澹定的境界，因而整日张皇，魂不守舍，心力就弱了。然而多年的浸淫，养成了文人的习性，放弃也难。文学之害，品味的深度与专业的文人相当，而文学的救赎，却来得迟迟。

    还有一层深入一些的原因——人一旦进入中年，心性衰颓，失去了“从头做起”的热情和能力，害怕动荡，也就甘于“陷落”。这一点，颇与“懒得离婚”相仿佛。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也说:“得体地活着这件事比得体的死要难得多——假如我们过了四十岁还能平凡地生活，虽不见得怎么得体，也不至于怎么出丑，这实在要算是侥天之幸，不能不知所感谢了。”周氏的话，于不露声色中，传递出了中年人真实的内心消息:中年人的承受，是因为对“出丑”的畏惧。

    文人，令其心安之处，是不仅仅能写，而且还要写得好。便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写出几行文字之后，亢奋的兴致，突然就跌落了，因为笔下文字的成色太缺乏品位，离“身份”的期待甚远。感到，写与不写，是无多大区别的。因此就气泄，僵在那里。坏心情油然而生，觉得自己是个废人。掷笔离座，惆怅不止；虽身立书城之中，也无心阅读——再想做事，无聊极了。

    沈从文有切身体验，他主张文人应该承受无聊，不可以借酒作遁。我可以给他补充一句:如果要远离无聊，最好是不借文学作遁，忘掉文字，猪一样酣吃酣睡。

    去年，我看了一张名为《耶稣受难记》的光碟，看后方知，犹大对耶稣的出卖，并不是在危急关头的变节，而是他接受了耶稣本人的秘密指令，指使他在关键的时刻履行一个对上帝的使命——把耶稣的形迹主动供给罗马人。因为这时的耶稣，人间的快乐、现世的温情，使他为上帝献身的意志不像原来那样坚定了，产生了一种“不情愿”的情绪，多次自问:那个救赎人类罪恶的人为什么必须是我？上帝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于是，为了最终履行“人之子”的使命，他必须要借助一个外力，切断自己最后的退路。

    以此类比，文学之于文人，几近于宗教，有上帝面目。献身的方式，就是写出好文章。好文章来之不易，郊寒岛瘦，磨损身心。所以，文人也不是常在状态，也常常被“不情愿”的情绪困扰。你我写就文章之后，发表之前，常先让对方看看，究其原因，是对文学看得太重，是“要写得好”在作怪。所以我想说，文人与文人之间，尤其是文友之间，都是对方的犹大。犹大的在场，迫使自己不降格以求，荆冠覆额，芒刺在背，十字架负身，悲壮地奔赴精神的耶路撒冷。

    从道义上说，文人的这种无奈，正是其存在的理由。由于人性的弱点，整体地是趋利避害，喜享乐而恶困忧，承受而担当的人，仅仅是少数。所以，我在一篇名为《咫尺之艰》说道:“他们(文人)痛苦的写作生涯，所承受的苦难，便不是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生苦难，而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苦难——有了他们，人类的精神，才有了那样的深度和那样的高度；他们为整个人类，赢得了生存的尊严和价值。这就是人类敬惜字纸、敬畏精神的理由。另，咫尺之艰，恰恰是一个人性的证明:杰出者，不是没有弱点，而是他们有战胜弱点的意志和勇气。”

    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自我安慰的嫌疑，但一付诸“庄严”，我们内心的不平，就消减了。说来说去，我们感慨的所谓“为生存所困”，其实是被自己的“心性”所困。生存的环境是无辜的，因为同样的条件，别人就活得很快乐，很满足。怨天尤人于事无补，还得打肿脸子调侃自己:因为你太想与众不同，所以你活该。

    文人不是写作机器，写不动的时候，不要硬写，索性就放弃，就去入俗地生活，坦然地休养生息。生命的神经不能绷得太紧，绷得太紧会断掉，即便不那么严重，也会得抑郁症，或者变得怪癖。路遥虽然写出了《平凡的世界》那样的大作品，但42岁就死掉了，真是令人痛惜。海子后来神经了，如花的生命碎在了冰冷的铁轨上。

    基督救世，是个漫长的过程；玄奘取经，也是遥途。作品的正果，也须从容修炼——要耐心等待，在不经意中意外地获取。

    其实，作家的存活，有一篇传世的作品，甚至“一句风流”就够了！写那么多干吗？佛语说，自作孽，不得活；至于文人，自我逼迫，自我加压，作茧自缚，也不得活。

    我感到自己很可笑，明明自己也是困顿中人，却还有心到肠地做醒世之语，可见迂阔之甚。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虽然治病者往往不能自治，开药方者往往找不到救自己的方剂，但至少死得明白。

    到了这个地步，只能随遇而安，反而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