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作家出版社出版）写了刘高兴等在都市捡垃圾的农村人的命运，同时涉及了城市底层中的各种人群，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这一人群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高兴》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现在写这一人群的小说很难“高兴”起来，贾平凹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发掘的是他们生活的“整体”，而不只是悲惨的一面，底层也自有内在的生活逻辑，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此外，在小说中他也强调了主人公的理想或梦想，而不只是写他们物质现实的生活，这是与一般“底层小说”不同的地方。
    
    《高兴》是《秦腔》在题材上的延续，《秦腔》写的是农村中的农民，《高兴》写的是进城的农民，贾平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总能在社会现实的变化中发现新问题与新题材，在艺术上加以呈现，这是他不同于莫言、余华等作家的地方，他的立足点始终在农村、城市的底层，并始终贴着他们的实际在写。
    
    在写法上，《高兴》与《秦腔》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比，从极繁走到了极简。如果说《秦腔》更多继承了古典世情小说的传统，像一幅清明上河图，那么《高兴》则更像是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样式，它有主要的主人公和波澜起伏的故事，可以让人跟随着去进行“灵魂的冒险”，但贾平凹在其中也对之进行了改造。和《秦腔》一样，它注重的不是故事的转折与起伏，而是生活的波光和潜流，正是对这些细微之处的捕捉和描绘，使《高兴》呈现出了质感，也发展出了它独特的语感与叙述语调。
    
    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刘高兴这个人物，他虽然是个进城的农民，但身上却有着类似“文人”式的忧伤与理想，这可以视为作者在小说中的投影。但这种继承自孙犁的文人式的性情，没有表现为作品的风格性要素（像贾平凹早期的中短篇），或者对知识分子自身生存状态的呈现，而构成了小说主人公不同流俗的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以及对物质、现实世界的超越，这是刘高兴的特色，也是《高兴》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
    
    在《高兴》的两个后记中，贾平凹写到了小说创作和“体验生活”的过程，如果与《秦腔》相比，作者投入的感情显然不一样。在《秦腔》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面对30年来农村变化时精神与情感上的强烈困惑，但《高兴》的感情并不那么强烈，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关切的目光，但这种关切是外在的，并不是感同身受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秦腔》是从“生活”中来的，而《高兴》则是从“体验生活”中来的，能够“体验生活”虽然可贵，但如何让自己的感情更紧密地与之贴近，也是“体验”所不得不考虑的，这不只是《高兴》的问题，而涉及到了“现实主义”的一般理论与创作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