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近些年急剧升温，已然成为学界的一个关注热点，成为今天时代面对过去的精神表征。个中原因，乃是因了对新的社会范型中的价值动荡的不满与对抗。引发对十七年文学给以重新评价并试图在这其中发掘出足资建构今日精神大厦价值大厦积极资源的，其主力为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没有经历“文革”的，成长于80年代并有着海外精神背景的。他们虎虎有生气，有感于海外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对中国今日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出现或者将要出现的类似西方的现代性危机，深表忧虑，从而将希冀的目光转向十七年文学中所体现的社会试验，但在他们面前，分明地有着“错把杭州作汴州”的误区与陷阱。一部分是处于成熟期的知青族学人，由于生命经验及价值谱系的延续性，他们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最具丰富性、深刻性、现实性。他们的精神结构生成于十七年，虽经“文革”之破碎过程，但批判的武器终于未能进入到武器之批判，面对与原有精神结构截然不同的新的经济基础之上精神的失范，他们很自然地要从原有的精神武库中寻求武器以作抵抗。
　　
　　1930年代遍及全球的红色风暴及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十七年文学中所体现的对新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像与诉求，无论从历史进程的合理性，还是从价值形态对其时现代性危机的对抗性来说，都是不容否定的，而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新景观，则是学界面对过去与今天的探索得以深入的焦点与突破口。诸如:由于今天与十七年时代语境之不同，对十七年文学中所蕴含的价值形态，是否应该在历史事实层面与现实价值需求层面上给以必要的区分？十七年文学中所蕴含的价值形态，是建立在原有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上的，其精神结构如何？与今天新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形成的精神结构类型有何区别，原有的精神结构类型是否可以移植于新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之中？在1930年代的朱老忠、林道静们、1950年代的梁生宝们、十年浩劫中的红卫兵们及今天的五七族学人、知青族学人之间，是否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价值鸿沟？其间的逻辑断裂或者转换又是如何形成的？是否应该将对十七年的个体生命怀念、青春记忆与对十七年价值形态的理性思考给以必要的区分？以对人的个性与独立性的是否认可与成全为标准，马克思将集体区分为“真实的集体”与“虚幻的集体”，与之相应的则是“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如此，十七年文学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在今天的启示意义又如何？如何在生存论与价值论上对待普通人的个体生命的日常生存？十七年文学在这方面会给我们怎样的镜鉴？如何看取十七年文学中的忠诚、献身、牺牲、激情、对苦难的承当等等精神质素？这些精神质素作为人格魅力，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中都有着相应的强调，如何对此给以价值界定？如何看取历史进步与个体生命的关系？如何看取上层社会的精神文明形态？以何种价值姿态面对与关注底层民众？如何看取十七年对文学功能的神化与今天对文学功能的忽略？如此种种，作为十七年文学研究新景观中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给以认真思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