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书，读来读去，感觉知识分子的清高是很害人的，害了自己倒也无所谓，但有一些知识分子因清高，把自己一家人，甚至几族人都害了。你要知识分子不清高，那又不像个知识分子，过于清高了又有点迂腐，所以清高也有一个度，过了那个度就让人讨厌了。度是最难把握的，不光是一般的知识分子难以把握，就是大知识分子也难掌握这个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年轻时游历了汉朝的很多地方，收集了大量的史料，通今博古，父亲司马谈死后，他继任了太史令，不可谓汉武帝不器重他！但他却为李陵事件，激怒了汉武帝，以致遭到了宫刑。按说像司马迁这种并没在家里读死书，而是边读书边行走的大知识分子，不应该不会察言观色，也不应该在朝廷上触怒皇帝，但他的正直和清高却在危难时刻膨胀了，以为皇帝不会对他司马迁怎么样，结果就遭到了腐刑。如果司马迁是退朝后，找机会向汉武帝说，汉武帝也许不会动怒，因为古代的皇帝并不是完全不把大臣的话当回事。但司马迁在为李陵将军辩护时，没有找对说话的时机，因而激怒了汉武帝。
　　
　　这只是司马迁自己的事，司马迁并没把灾难带给族人。明朝初年，有一个忠心耿耿于建文帝的当时极富盛名的大臣叫方孝儒，当了明成祖朱棣的俘虏，明成祖惜他有才，想笼络和安抚他，希望能为自己所用。但方孝儒是根硬骨头，硬是不答应。明成祖召见他，方孝儒一身孝服地走进宫门，并嚎啕大哭。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封的燕王，建文帝是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朱元璋把帝位传给了孙子，明成祖把帝位从侄儿手中夺了过来。方孝儒是建文帝的重臣，方孝儒为表示自己对建文帝的忠诚，一身孝服地步入皇宫，一进门就大哭不止。好不容易待方孝儒哭完，明成祖客客气气地请他起草诏书，方孝儒先是不肯，后提起笔写了四个字“燕贼篡位”，便弃下笔，再也不肯动笔了。明成祖大怒，以灭九族威胁方孝儒。谁知方孝儒傲然昂首说“便是灭十族又能把我怎么样？”明成祖在历史上并非昏君，但按今天的话说，方孝儒不识相，把一心要善待他的明成祖惹得怒不可遏，当即下令杀了他的家人和族人，还下令把追随他的学生也杀了，将学生加起来就算十族了，一共杀了872人。
　　
　　一句话，杀了872人。我看到这里，想了很多。这就是古代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光只是给自己带来灾难，给家人引来杀身之祸，还把自己的众多弟子也带入了坟墓，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太看重名节且太不在乎他人的生命了？名节这东西是很重要，古代的知识分子确实视名节如生命，像孔子的弟子子路，在逃跑的途中与敌人肉搏时，帽子掉了，子路觉得一个大丈夫的帽子掉了成何体统？就不顾对方的利剑，弯下腰去捡帽子戴帽子，结果被对方一剑刺死了。然而子路祸及的只是他个人，这不过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迂腐表现罢了。放在今天，知识分子也好普通人也好，莫说帽子掉了，裤子垮了也会跑的。命要紧啊，今天的知识分子看问题比古代的知识分子多几个角度，不会为拣一顶破帽子而命丧黄泉。方孝儒在明朝初年是个很大的知识分子，地位极高，很受世人尊重，有很多“粉丝”，就跟孔子有很多弟子一样。但他为了名节这东西，把全家人和全族人及他的弟子的性命都搭上了，这就让我感到迷茫，甚至想那种名节是否有必要遵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这种为“名节”而不顾一切的做法是神圣和伟大的呢还是太自私自利了呢？古代有很多知识分子为了“名节”都把自己的家人搭上了，三族、五族、六族的被诛灭，都是“名节”这东西闹的。
　　
　　也许有人认为这就是古代知识分子的骨气，古代的知识分子是视死如归的，这我丝毫不怀疑。但我也有点小困惑，那就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脑袋里是不是只装着他们自己？未必他们就不想一下家人的安危？放在今天，我来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凡是关系到他人的性命一事就是大事，就得慎重，哪怕牺牲自己的名节也应该做出让步，因为你的“名节”与许多无辜的生命牵扯到一起了，你就得替别人作想！像方孝儒那样，为了自身的名节，让几百人跟着他殉葬，这是不是太看重名节和太自私自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