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报12月7日的自由谈栏目，发表了何顿先生《知识分子的清高》一文，何先生在文中说读史书“感觉到知识分子的清高很害人”，害了自己不说，还连累他人遭殃，而这些都是为了名节而不顾一切，实在是太自私自利了。在文中被讥诮的清高的知识分子便有司马迁、方孝孺和子路。读罢此文，真是莫名地惊悚，何文为了标新立异而厚诬古人，以至于丧失了基本的价值标准，试问情何以堪！正如何文所说，清高的度是最难把握的，在今天浮嚣的大环境下，一不小心便从古人的“迂腐”变成了今人的沉沦。
　　
　　何文小觑古代士人，首先错在把他们看成一群为了追逐名节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名利之徒，就像当今社会的一些人那样，却不知司马迁、方孝孺争的却恰恰不在于一己的名节，而在于普遍的是非。司马迁为甚至连朋友都不是的李陵辩护，一则因为李陵杀敌有功，二则看不惯那些只知道保全身家性命的人对李陵的落井下石。李陵降敌的对错我们暂且不论，而司马迁认为李陵功大于过，因而为他说话，争的是是非，而不是名节，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朱棣篡位自立，他找方孝孺草即位诏，恐怕不仅仅是赏识方的文才，而是利用方在士林的声望为自己篡位涂上合法的色彩，借此来安抚天下。这一点从方孝孺和建文帝近臣50余人，一起被张榜称为奸臣即可看出。而文帝无罪被废，未卜生死，此时是尽忠还是附逆，不但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是压倒一切的大是大非，而且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岂是一己名节可以囊括的？何先生用“不识相”一词进行酷评，实在让人痛心。我们不否认方孝孺缺乏斗争策略，没能像晏婴那样不死君难，还赔上了亲人的性命；但我们只要想想建国前为了新中国而牺牲的共产党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也是全家生死悬于一念之间吗？他们面临的不是和方孝孺同样的困境吗？一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文人，用一种旁观的、轻俏的眼光去看一个处于易代之际的血腥环境的古代士人的困境，不但缺乏“了解之同情”，还用如此刻薄的言辞指责古人，实在是有些可悲。
　　
　　而让我感到更为诧异甚至是愤怒的是，何文在斗志昂扬地把批判的炮口对准司马迁、方孝孺的同时，却不停地为悲剧的真正制造者开脱。何文批评司马迁不会察言观色，“他的正直和清高却在危难时刻膨胀了，以为皇帝不会对他司马迁怎么样”。好像司马迁惨遭腐刑，完全是因为他太不知好歹，太把自己当一会事，而不是因为汉武帝的阴险和残暴。何文不批评武帝的暴行，却一味指责一个可怜史官的清高，其用意确实难以琢磨。而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居然去指责司马迁不在退朝后再找机会向皇帝说，这个误会恐怕在于作者看多了清宫电视剧，错把司马迁和汉武帝当成了电视剧中的纪晓岚和乾隆。更有甚者，作者在一句“燕贼篡位”和872条人命面前，居然也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竟然认为，为了一句话杀死那么多人的一个皇帝，“在历史上并非昏君”！但这种不明是非的电视剧史观，居然延绵到了文人的史论之中。行文至此，不禁叹惋:读史如此，可以休矣！
　　
　　至于子路的事迹，何文所载多误，在一定程度上丑化了子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从何文对子路“君子死而冠不免”的指责，可以看出何先生不知“礼”在春秋时期对士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何文中说今人“裤子垮了也会跑的”，正好生动地描绘了当下中国的世态。记得在美国9·11事件之后，有报道说，国贸大楼起火之后，在危急存亡的时刻，人们还是主动排队下楼，没有发生太大的混乱，所以能把损失减到最少。这样的行为，无论在古代还是在外国，都是长期的礼仪训练积淀下来的文明的晶体，在一个连上火车都要打破头的国度，当然难以梦见，也无怪乎有人指责。
　　
　　其实，何文之所以剑走偏锋，无非是要强调人的生命的重要。对于这一点，我们是绝对赞同的。但同时我们要反问:在人类的价值序列里，难道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要了吗？经历了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压迫和历次运动的洗劫，中国历史上剩下的硬骨头并不多，而礼仪文化熏染下的优雅和矜持，也早已丧失殆尽。历史上的很多人，正是因为受了“族诛”之类的酷刑的威吓，从此变得唯唯诺诺，但他们对那些能够咬一咬牙、横一横心、舍生取义的人，也是心怀敬意的。我们无意去指责那些委曲求全的人，但那些生活在稍微宽松的环境里的现代人，却说起了风凉话，打着生命的旗号去摧残那个黑暗的时代所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是非和尊严，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在今天的社会里，这样的清高的确少得可怜，我们去读史，正是要在这些有信仰、有执着的伟大的灵魂的感召下，不断地提升自己。真希望那些口含污水发表酷评的文人，三思而后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