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老师在文坛上红火了不少年头，没有人怀疑他是一个“著名作家”。当“余秋雨请辞作家称号，称身份是一个圈套”(《青年报》1月27日)的消息传出，难免会让人觉得莫明其妙。我原以为，余老师有些谦虚过度，因为我知道，越是名人越喜欢谦虚。当我为余的决断感到钦佩和惋惜时，突然发现我中了余的“圈套”。

　　我对余的瞬间钦佩和惋惜，来自于一个错觉：以为他打算告别文坛，对于一个有着“中国作家首富”之称的人来说，弃文与弃财的区别没有太大的不同。

　　一个作家能把写作经营到“首富”的地步，换谁也没有勇气轻言放弃。当然，对于那些不欢迎他的人来说，余秋雨请辞“作家”的动作，还是来得太晚了。但是当我们认真分析他的“请辞”原因，才发现，他不但没有打算放弃作文，而且还希望在文坛上活得更滋润。

　　不知道是纯属巧合，还是有意安排，余秋雨的“请辞”看上去有个背景参照：“季羡林请求摘去国学大师等三顶桂冠，还其自由之身”(《北京娱乐信报》1月7日)，是本月份的一个热点新闻。季羡林的请求不仅让人觉得其谦虚，而且人们依然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余秋雨这次的“请辞”，很有点与季羡林相提并论的味道。余在自己的博客中说到：之所以解除“作家”这个概念性的身份，是不想做套中人，解了套这才自由。余的语气与季羡林也有点接近。

　　由于季余两人“请辞”的时间相距甚近，大可不必担心人们会忘记拿两件事情来对比。因此，后者的请辞行为，就显得有一种拔高自身形象的作用，“君子弃瑕以拔才，壮士断腕以全质”在这样的背景下，往往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毋庸置疑，余秋雨欲去掉“作家”称号，同时又舍不得放弃写作以及其作家协会会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而试图以“非作家”身份逃避批评，就更加不具备可操作性。自古以来，除非是日记一类的写作，没有哪个文人的写作能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因此在我看来，“非作家的作品不会给评论家们授之以柄”以及“免得让散文评论家盯上”的论调，与余秋雨的身份是无法联系上的。如果说余秋雨是试图拒绝批评，那么这不仅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更说明余秋雨有些忘本。在这个“一骂成名天下知”的时代，余的那些游山玩水的“散文”如果不是靠评论家的批评，他的名字根本不会享受到娱乐明星那样的待遇，其“中国作家首富”的身份也就无从谈起。

　　我们必须相信，余老师深谙“文学批评”的威力与价值所在。余之所以声明不想被评论家盯上，我看，实质恰恰是希望被盯上。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余实在需要被人说两句。评论家们听到余这番谬论，断然忍不住要开骂，譬如我，明明知道中了余的圈套，但还是像吸了毒一般，欲罢不能——尽管余秋雨对我的非“散文评论家”身份可能有些遗憾。

　　综上可见，余秋雨貌似谦虚的解除“圈套”之举，实则暗藏着重重“圈套”：可能又有新书即将面市、可能对“作家”这一如今满天飞的头衔极度鄙视、可能认为“国学大师”之类的头衔才适合自己……这些深意，凭余当年加入作协时的想象力，是无法操作的。只是，我不太明白，设套何必如此辛苦？你看人家李敖，利用季羡林作文章的手段就简单得近乎弱智：“李敖称季羡林三顶桂冠都不及格，自己是中国自古唯一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人”(《南都周刊》1月26日)。尽管李的狂妄令不少人讨厌，但至少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坦荡之人，不像有些文人，内心认为自己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但由于脸皮薄，非得以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