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文学转型时代，或者说文学的遗老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容易带着种种过去时代里的观念和想象来观察和要求文学，同时也会带着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最容易被抓住的价值，比如市场所提供的收益，来要求于文学。于是人们乐此不疲地讨论着“小说与当代生活”之类的题目。
　　
　　其实无论小说还是文学，与当代生活都没什么关系。当代生活首先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而如今绝大多数人都不在乎一小撮文学家在那唧唧歪歪一些什么。
　　
　　在今天的时代得以幸存的文学，必然是作家以充分的个人性所处理和表达的那些东西。这样的一些东西是王安忆所写的、严歌苓所说的没有时间性、没有地域性，或者说没有时间和地域的急迫性的东西，是一小撮人各自向隅所鼓捣的东西。它可能立即获得广大的读者，也可能作家没世而不称。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才与我们所处的当代生活有着最深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今天相信上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这样的一些想象，很大部分正是来自于文学的塑造。从晚清的谴责小说、黑幕小说、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到1920－1930年代的现代小说、戏剧，到1940年代的张爱玲，到现在的王安忆，他们对上海弄堂的处理，对上海宾馆房间和公寓房间的处理，对上海亭子间的处理，对上海街头风情的处理，对上海跳舞场和股票交易所的处理，对所有打上“上海”标记的私人和公共空间的处理，都在有形无形之间塑造了我们对上海的想象。
　　
　　再如，大家对余华的《兄弟》的文学价值还在见仁见智，但它塑造的人物形象，它所提炼的生活细节，都已经迅速被“当代生活”所吸纳。如今在报纸的时评版、体育版和娱乐版，经常可以看到“李光头”、“处美人”、“垃圾生意”之类来自《兄弟》的语汇被借用。余华在《兄弟》中所提出的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生活，乃至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生活的整体判断，我认为是值得对这部作品提出严厉批评的人认真思考的。
　　
　　文学的影响可以琐屑无谓到每个人的日常言谈，也可以广被无穷的远方、无限的世界，但首先和最终，它都是文学者个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