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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辛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作家,叶辛的名字和《蹉跎岁月》《孽债》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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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论语>心得》走红的背后
2007年2月19日 09:18


    ●尽管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宝库是博大精深的,无奈那些经典,却那样佶屈聱牙,拒凡人于千里之外,我们学者对它们的诠释,同样深奥渺远,更说不上借助它化解现实给予的困惑,成为具体而有效的谋求生存发展的精神武器
    
    ●于丹把孔夫子和当代人的生存际遇相衔接,她依据的是《论语》,却用一个“心得”,把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处世哲理,融解在一个又一个发生在当代世俗的生活故事之中,哪能不句句直指人心,句句击撞着人们的心灵
    
    ●站在于丹背后的,是精神饥渴者。要实现持久的社会和谐,除非千千万万普通百姓能够找到对抗精神贫困的良方,下层民众的身心发展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在沸沸扬扬的是否需要重掀国学热的热潮里,于丹以这种方式,展现了她的价值取向
    
    自从央视的“百家讲坛”中出现了易中天大话“三国”以后,一时“乙醚”、“易粉”簇拥,成为2006中国文化的十大景观之一,就如刘心武讲“红楼”,在学术界和文化界也曾经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反对者有之,疑惑者有之,成为另一道文化景观。但紧接着出现了于丹的《<论语>心得》,其风火,绝不逊于前面几位,甚至更热火,不仅“百家讲坛”收视率再创新高,她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签售,一下子竟签售了上万本,创造了中国著作家、可能也是世界著作家签售的新纪录。
    
    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文化亦然。如果说,刘心武、易中天为央视“百家讲坛”打造出了文化品牌,给于丹的登台铺了路,不如说,是中国当代社会广大群众,对如何适应当代社会变革的人生需求的寻求,把于丹推上了大红大紫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变革时代,价值体系的重构中,怎样为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东西文化深刻而又大幅度的碰撞中,怎样保存自我?在职场竞争如此激烈的现实面前,如何让自身脱颖而出?在如此快节奏的现实中,怎样让自己心灵愉悦地生活……诸如此类的问题,严峻地叩问着每一个中国人。
    
    之所以会不断地叩问,是因为近些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态中,原有理想被消解了,崇高被贬斥了,感官被低俗化了,时尚、小资成了精神的一种困惑;本该守望精神家园的精英在大面积地“贵族化”,而那些用金钱和权力装扮起来的新贵们,却不断地在“精英化”;网络恶搞成了一种宣泄的有效渠道,博客成了他们的狂欢世界……有人忧心忡忡地引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一段话倾吐担忧:“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扩大。”
    
    就在这种忧虑中,呼唤我们“悠久的信仰”、寻找“古老的社会柱石”之举,便应运而生。短时间内,借助国际上“中国热”的迅速扩散之风,以“读经”为手段的重振“国学”的热潮出现了,从以举办读经为主要内容的私塾,到开出了天价学费的以企业家为目标的国学班,成了中国社会的又一道文化景观;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精英,一手对圣诞节之类的洋节日发表抵制宣言,另一手又不遗余力地倡议通过“申遗”来拯救中国民族节日……可惜,一个个办法,一条条渠道,都被强烈的商业手段蒙上了一层欲近而不敢近的迷雾,给了人更多似是而非的困惑。尽管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宝库是博大精深的,相信这个宝库中必有维系我们生存的精神养分,无奈那些经典,却那样佶屈聱牙,拒凡人于千里之外,我们学者对它们的诠释,同样深奥渺远,可敬而不可近,更说不上借助它化解现实给予的困惑,成为具体而有效的谋求生存发展的精神武器……
    
    于丹的《论语》心得,就在这时刻出现了。
    
    孔子的《论语》,本来就是为人处世的经验总结,是孔子在教导学生过程中的人生思考,是一位学问家在二千多年以前求生存、求发展、求学问、求职位、求发达、求荣华、求和谐、求高贵的人生体验,于丹却把孔夫子和当代人的生存际遇相衔接,她依据的是《论语》,却用一个“心得”,把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处世哲理,融解在一个又一个发生在当代世俗的生活故事之中,国内国外的都有,它是那样通俗,那样平易,那样率真,那样具体地可以与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上口,那样清晰地回答了人们生活中所碰到的、甚至让他们碰过壁的种种问题,哪能不句句直指人心,句句击撞着人们的心灵?这样的《<论语>心得》,她做了罗素当年为BBC所做的,却远远超越了罗素能够达到的社会效果,怎能不让人倾心去撷取?还有哪位学者大家,出来说这是对学者的僭越?
    
    于丹的这一现象,到底给了我们什么?
    
    于丹现象,彰显了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走向群众,不仅仅是迫切的,而且是可行的。拿似乎与此不相干的金融来说,历来被称为经济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这一比喻,不仅反映了这门科学的现实价值,还因为其深奥、周密、严谨以及实施中无处不在的风险,一向被看成了人类的尖端圈子里所玩的游戏,可是,孟加拉国的旅美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博士,把它通俗化了,拿“乡村银行”、“穷人银行”的方式,把它请到了自称为真正银行家所不齿的社会底层,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把高深的经济学理论演绎得美轮美奂:“我是教经济学的,我的梦想就是让人们有更好的经济生活,于是我常常扪心自问:我在教室里所讲授的课题到底有什么实质的好处?因为我教给学生的全都是一些关于经济学的理论,而当我真正走出教室时,看到的却是人民深重的灾难,骨瘦如柴的人们奄奄一息,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困境。所以我一定要走出大学校园,到村庄中去……”为此,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破天荒地把这项荣誉授予了学院派精英。
    
    于丹,让我们想起了尤努斯。她的背后,和尤努斯一样站着数以亿计的瘦骨伶仃的穷困者。不同的是,站在尤努斯身后的是物质的穷困者,而站在她背后的,是精神饥渴者。如果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颁奖文告中称,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时才会成为可能,小额贷款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从社会的底层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民主和民权,那么,要实现持久的社会和谐,除非千千万万普通百姓能够找到对抗精神贫困的良方,下层民众的身心发展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在沸沸扬扬的是否需要重掀国学热的热潮里,于丹以这种方式,展现了她的价值取向。就因为她心里装的是民生。于是她成功了,走红了。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所有学术精英仿效。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编审)



选稿:芦村  来源:文汇报  作者:俞天白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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