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的书销售火爆、飙升至天文数，引发了出版商机，然而《红楼梦》、《三国演义》、《论语》等原著却“门前冷落车马稀”而乏人问津。这种现实的文化反差和社会冷热，折射出的正是这些经典名著通过“电视讲经”使其受众范围和社会影响是扩大了，但这些经典名著真正的思想意义、文化渊薮和知识内核却被风干、冷落和忽略了。
    
    从刘心武的讲《红楼》、易中天的品《三国》到于丹的说《论语》，央视《百家讲坛》以大众的选题、独特的定位、生动的演讲，成功推出了一系列的电视讲座活动。由于所讲都是经典名著——我称其为“电视讲经”——从而形成了近年来颇受人们关注的文化热点。
    
“电视讲经”的隐性问题：疏离受众走向原著文本
    
    凭借着电视这种大众化的强势媒体来传播历史知识、弘扬传统文化、注解传世经典、辅读文学名著，这无疑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时尚操作、媒体效应和受众形态。由于《百家讲坛》的主旨是“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主讲的作品又是流传有绪、影响甚大的名作，再加上主讲者声情并茂，旁征博引，神采飞扬，或潇洒或优雅的个人魅力，从而受到了广大观众的青睐和好评。然而，当我们在肯定或是推崇这种文化传播方式和经典普及途径时，应当注意另一种被掩盖的倾向，不能让感性的视听愉悦代替理性的逻辑思考。美国学者克鲁克洪和凯利在《文化的概念》中曾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系统，既包含显形式样又包含隐形式样。”“电视讲经”显形表现是文化的社会普及和大众接受，但正是这种通俗直观与间接解说式的辅导传授，取代了受众直接阅读原著文本、深入感悟名作的过程，其隐性的问题也就凸显了出来，即无数受众聆听一个人的声音、接受一个人的思想，大众放弃了零距离地进入原作，悬搁了本体化的深入思考，而是靠文化二传手的快递和返销。这样简单是简单了，容易是容易了，速度是加快了，但直接导致的后果却是精神上的单薄缺氧和文化上的单一缺血，即思想能力的解构弱化和人文底气的匮乏低迷。从某种意义上讲亦是社会环境中心态浮躁、浅尝辄止、好走捷径的表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讲经”是快餐时代的文化景观。
    
    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文化需要通俗，知识应当普及。因此，“电视讲经”有其社会化、群体性的文化特征和受众属性，但这仅是一种阶段与过程，其目的与诉求是为了全民文化的提高和大众知识的提升。然而，现在有一种观点，即把“电视讲经”看作是一种社会求知的直接需求和知识传播的重大改造，甚至是再造了文化。这有点过度拔高，正是存在着这些文化认知的偏差和知识理念的误导，使“电视讲经”的适应性的求知功能取代了优化性的求知属性，也即市场化的文化特点覆盖了理念化的文化特征，疏离了受众走向原著文本。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的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由此可见，“电视讲经”作为一种反响强烈、关注甚大的文化事件，其价值的评判和意义的确认，已成为当代社会文化走向和知识构建的抉择和取向。
    
“电视讲经”的“注经模式”：经典变成快餐推销
    
    我国的传统文化模式或是传承的求知方式是“述而不作”，亦即“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因此，无论是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私欲”，无论是明代王阳明的“去物欲，致良知”，还是清代王夫之的“尊性达情”等，均是注经模式，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意识形态机制和社会认知方式坐标，而今的“电视讲经”在载体上是依靠了先进的媒体平台，在传播方式上是运用了大众的信息反馈，在表现形态上是采用了古今的资源通融等，但在本质属性上没有改变，依然是借题发挥、借本叙述、嫁接延伸的“注经”模式，何来的“再造文化”？客体存在决定客观表现，这种“电视注经”的性质就决定其是属于普及的层次、了解的需求及感性的满足，从而使绝大多数受众懒得或者无暇去通读经典名著的原作。各地图书市场的销售就证明这一点，尽管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的书销售火爆、飙升至天文数，引发了出版商机，然而《红楼梦》、《三国演义》、《论语》等原著却“门前冷落车马稀”而乏人问津。这种现实的文化反差和社会冷热，折射出的正是这些经典名著通过“电视讲经”使其受众范围和社会影响是扩大了，但这些经典名著真正的思想意义、文化渊薮和知识内核却被风干、冷落和忽略了。从而使经典名著成为一种时尚性的文化消费行为，而非是一种时代性的文化冶炼过程。
    
    儒学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就十分注重并提倡阅读原作，他多次强调“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也明确指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知识的获取、文化的提高是需要花力气、下功夫、勤用功、费心血的，特别是对于人类文明的结晶——经典名著，更是要认真阅读原作才能领悟丰富的内蕴和艺术的真谛。然而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走向经典名著是小众之事。这恐怕有个概念失误和定量不准的问题，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论语》一类经典名著的原作绝非是小众之事，而研究考释才是小众之事。这些书从问世之初就是大众读本，其读者群遍及社会各个层面。“电视讲经”虽然依靠填入式的讲解，说书式的表演、即兴式的发挥推广经典名著，也仅仅是满足了受众一时一地之需，它们无力也无法完整地提升经典的审美境界、构建名著的价值纽带、打造文化的历史品位，从而并不能为受众提供一碗营养丰富、颇有后劲的“心灵鸡汤”。如果文化传播者或是经典解说者回避文化的本体要义及思想的终极依据，把这种传播或解说当作“麦当劳”或“肯德基”式的快餐出售，那么其效果及意义必然是有限的。科伍林德曾批评某些哲学家仅告诉大众“世界放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但他希望人们不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是什么。”(《科伍林德》)
    
“电视讲经”的寄生形态：文化系统变成“零星碎片”
    
    “电视讲经”是媒体为民间社会烹饪的一次文化快餐，精英们将他们个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通过荧屏讲坛这个速成课堂来推向民间，即将经典世俗化、将名著平民化，其操作方法和演讲主旨就是以间接辅读取代文本阅读，即为受众提供文化摆渡。然而，这种寄生形态的“电视讲经”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倾斜，就是缺乏独到、强健的思想能力的培养、激活，亦缺失独立、深入的知识本源的探求与寻觅。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多少年来，我们常常满足于一时的大众热潮和市场热浪，而隐蔽于这种热潮热浪中的问题却被忽视或不愿揭示，尔后我们又要为这种问题付长期的学费。汉代时的夏侯胜曾对其侄子喜好采用各种注解释义性的“具文饰说”提出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汉书75卷·夏侯胜传》)而“电视讲经”注解释义，实际上也是对经典名著的化整为零、化繁为简，亦是以“章句小儒”来“零星碎片”，从而使受众远离原汁原味的经典名著。“电视讲经”为什么受到热捧，其逻辑对应就是广大受众可以各取所需，而主讲精英可以按需宣教，其展现的景观就是个人化的经典名著解释被群体化的社会大众所拿来认同，如刘心武讲《红楼》的主观性和想象性、易中天品《三国》的调侃性和类比性，于丹说《论语》的煽情性和趣味性等，均构成了一种当下社会氛围中典型的“快餐文化消费模式”，而正是这种“模式”令学界对当前受众的阅读水准、求知方式、审美趣味表示担忧。
    
    基于“电视讲经”所形成的快餐时代的文化景观这一现实，有人过于乐观地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复兴的开始。如果仅仅依靠几场“电视讲经”式的传播和几位经典名著辅导者的解读，就认为这是文化复兴的到来，实在是太简单化和夸大化了。我们需要提倡和推行的一种文化觉悟和求知理念应是在“电视讲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促进对经典名著直接的文本阅读和本体思考，从感性层面进入理性层面，从而使受众个人和经典名著进入社会互动体系和认知深化过程。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曾写道：“诠注由一系列疑难问题所取代，经过相应的处理，‘评注’转变成‘研究’……老师不再是注释者，而是思想家。”那个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生前就十分推崇那种“被文化所化之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真正的、全面的文化复兴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