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的炒作已无远弗届地渗透到文学领域，进而进入文学的核心，以至“作家——作品——读者”这样的传统关系被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作家——媒介——读者”的新关系。

    ●当生活的现实日渐显示出对精神价值的否定，作为知识人的作家太需要有韧久的抵抗了，乃至不惜冲冒世俗，去向上实现文学的神圣使命。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有《范畴论》《批评的考究》《当代视界中的文论传统》等。

    美国剧作家伊丽沙白·斯瓦多的图文故事书《我的抑郁症》最近面市。为吸引读者，出版者特地制作了醒目的腰封，并赫然印上“崔永元作序推荐，著名作家王安忆翻译的第一本书”的广告。要说类似的营销招数出版界早有，作者与读者也都习以为常，但王安忆从来就不是一个喜欢炒作的人，所以当着媒体，直言“想把腰封扯下来”。

    只是王安忆的声音在今天显得太过微弱，因为商业化的炒作已无远弗届地渗透到文学领域，进而进入文学的核心，以至“作家——作品——读者”这样的传统关系被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作家——媒介——读者”的新关系。用一些研究者的话，就是文学与传媒的互动已然构成了当代文学新的时空构架。有的并从传播学角度，专门研究文学的商业化品性，认定随着媒介时代的到来，文学不可避免地要受其辖制，并以接受或配合的方式做出回应，故维护传统认知中的文学清高再无意义。

    其实，通过媒体，文学所裸示出的通常不是文学本有的特性，而恰恰是离其本义甚远的商品特性。对这种现象的出现，我们多少是理解的，因为在生产性社会，人的选择尚可一定程度地自主，一旦进入消费性社会，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种外力的影响与胁迫。对此，迦达默尔是用“舆论的强迫”来表达的，这是他所指出的后工业社会人们常会遭受的三大强迫之一。这种强迫自然与传媒直接有关，但其背后分明可见商业利益的挟持与操纵。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舆论的强迫”是径可以归为商业强迫或经济强迫的。

    联想到近来文坛上演的各色活剧，从文稿签约、竞卖，到裸体、自囚和要饭，甚至不讳言“要炒作”，并放言“希望被包养”，从不同程度上说都是这种强迫的产物。其结果，创作被易为生产，出书被易为做书，推介与批评干脆就变成了变相的兜售与叫卖。现在人们已不再梦想靠文学一夜成名了，认为这并不正常，但一些人在心底悄悄地把这个念想置换成一夜致富，这是否正常就没人问了。媒体和出版社不问，因为这不是它们的事，它们是企业，自有一套在商言商将本就利的运作规程。遗憾的是许多写作者也不问，甚至不再期待文学的神圣荣誉。在他们看来受人钦佩不算什么，受市场追捧才是好汉，由此真气日醨，虚浮以长，对同行的批评都可以是“你又没挣多少钱”，热炒“中国作家富豪榜”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可事实是，对一个作家来说，你的写作不服从内心，仅追随市场，乃至为了赢得市场而降格以从，最终必然会被读者抛弃。其情形一如法国人托克维尔所说，与国王轻视趋奉他的侍臣是一个道理。你既已肯认了市场原则，在买卖关系中读者就是国王，当国王感觉到是自己让你发了财，自然会从心底瞧不起你。相反的情形当然很可以预想，只有你打动了读者，使他的感觉变得灵敏，情感变得丰富，乃至你拯救了他行将堕落的灵魂，导正他日益倾圮的世界，他才急切地需要你，并发自内心地崇拜你。

    对此，先贤的启示太多，但不幸常被冷落。基于当今文坛的现实，我们只想说，文学应该是远离的，远离一切具象和抽象的热点与潮流，或走在大众前面，成为一个时代寂寞的先知，这样的文学通常不朽；如果不能，即便落在大众身后，顾怀往事，在深刻的体味与反省中，成为某种信仰悲壮的殉道，这样的文学也能伟大。那种时下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市场热卖什么我就炮制什么，决不是与时俱进，而是猥随与苟合。它以追赶与迎合的姿态，凸现的不是文学应有的高贵，而恰恰是商品才有的品性。

    现在不断有人强调经济与商业化运作的正当性，似乎有此正当性横亘在前，文学就应该放弃独立、高贵，从不谐俗不合作的立场后撤。但后撤到哪一步才到头？现在的情形已然是这样了，再退下去，真不知将伊于胡底？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渐体现出与全球一体的世俗化特征，或许听听类似布尔迪厄所说经济秩序对创造型知识分子自主权的威胁很有必要。其实这样的忧虑在西方知识界远非空谷足音，本雅明对艺术气息消散的感叹，阿多诺对艺术走向工业化的不满，马尔库塞对艺术否定功能丧失的批评，无一不指向商业化对人精神创造的戕害与汩没。当生活的现实日渐显示出对精神价值的否定，作为知识人的作家太需要有韧久的抵抗了，乃至不惜冲冒世俗，去向上实现文学的神圣使命。萨特说:“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受制于市场的功利写作，从一开始就与这种自由无涉，甚至恰恰是反自由的，因为他为物所累，为浮名所困。过度的物役会使人空虚，方寸暗暗，念念是占有，会使人矫情逆性，抑志昧心。而你需要得越少，就越自由；你越自由，你的价值就越转向内在。如此，在经由写作走出个人困局的同时，你才有可能给自己一个机会，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大众心灵的代言，一代人精神迷航的明智的引领。

    回顾晚清以来具有现代形态的文学与商业的互动历史，如果说文学的商业化曾给作者带来相对独立的地位，那么今天则有可能不再如此，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正相反。因此，如何避免过度的商业化对文学的干扰，是当下知识人亟须思考的问题。人委实不能仅指望精神上的温暖，也不必视财利如土苴，但这不等于说作家可以把写稿喂肚的生存方式，径直视为文学应该趋从商业的理由，并进而将市场反映看做对自己写作的一种回报。因为，如果你真爱文学，就会体认到对热爱它的人来说，文学本身已然给了你最丰厚的报偿，你拥有的远比得到的多。

    该怎样让更多的人明白并认可这个道理呢？节前参加“新概念”大赛评审，作为主事者的萌芽杂志和与事者的评委，期待的都是文学精神的赓续，因此把比赛的题目确定为《从这里出发的旅程最远》。但有获奖者毫不讳言“混进那个圈子”，被文探看中，全面包装走向市场是自己参赛的目的。看起来，要扯去文学身上的商业化腰封，还需要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