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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6日刊发杨天石先生的文章《一本大胆作伪的欺世之作——评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后,海内外众多媒体纷纷转载、报道,有媒体还采访了杨天石先生和张秀章先生,反响可谓热烈。 学术大可讨论,真伪必须明辨。本报今日特刊发陈真先生对张秀章先生答记者问的若干看法,同时刊发张秀章先生就杨天石先生批评所作的回复,以便读者了解这一论争的进展。——编者 杨天石先生在2007年1月2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题为《一本大胆作伪的欺世之作——评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的文章。作为《蒋介石日记揭秘》的编著者,我认真地拜读了,现以求实的精神与杨天石先生商榷,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研究历经十三年 笔者早在1993年即已开始关于蒋介石日记的考释、注解和评析的工作,本着不溢美,不隐恶的态度,以蒋氏日记为线索,评析他大半生的历史,围绕蒋氏自身之“独白”与“自供”,评述蒋在大陆的功过是非。 笔者历经十三年,广泛搜集蒋介石日记、书信、电报及其生平事迹,凡相关材料尽力查阅。于是不但有了从1915年至1949年的千余则日记,而且写出了近百万字的评述解析文字。 这么长久地搜集、研究、考证,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也绝不像杨天石先生所说:“去年(2006),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部分开放蒋的日记,引起各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一时成为舆论热点。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团结出版社于2007年1月推出了张秀章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事实是,早在媒体报出蒋介石日记1917年至1931年(缺1924年)手稿由其孙媳蒋方智怡交美国胡佛研究所暂为保管并开放消息的前一年,笔者的书稿早已完成并交付有关专家审读。《蒋介石日记揭秘》之出版与海峡两岸国共第三次握手大环境有关,与手稿面世关系不大。 杨天石先生武断地指责《蒋介石日记揭秘》“实在是一本大胆作伪,以假充真,一拼二凑,无秘可言的出版物,反映出当前学术界、出版界存在的严重不正之风”,对这样的指责,我们不得不以事实来回复。 二、蒋介石日记的出处 本书引的蒋氏日记绝非作者伪造,都是来自正式出版物,现举例说明: 1916年8月1日晴 “午前,介石奉许(崇智)先生命,往第一师及第一、二各旅司令部视察及往会各司令官。 “午后,满铁副总裁国泽(新兵卫)氏过潍,派巴(泽宪)参谋赴站迎迓。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如下: “一、担枪有枪身向上及身右者,以后当下令皆改为向右,以归统一。 “二、骑兵乘马时,须用皮鞋,宜饬因粮局发给。 “三、征兵身材之长短、及年龄、体格多有不及者,宜令各团、队长认真选择裁减。 “四、总司令部之护兵及小使,须认真裁减。” 选自[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社1974年版(作者还举例说,是年7月31日、8月2日、8月4日、8月5日、8月8日、8月9日日记亦来自该书。限于篇幅,以上日记内容本报从略。——编者) 1922年4月3日 “总理以陈炯明背约不与接济,又暗杀邓铿于广州车站(铿协助北伐军饷械,炯明忌之)。二十六日即开紧争会议于大本营,我主张先回粤后北伐,卒决潜师回粤,改道赣南北伐(因炯明仍与汀省赵恒惕勾结)。” 1925年1月26日 “总理入协和医院,西医诊断其为肝癌,施手术。”“陈炯明军向虎门侵入,东江战事又起。” 1927年4月1日 “如果只是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问题。” 1927年4月10日 “共产党叛逆残忍如此,不知何日能平此乱也。” 1927年8月14日 “返抵汉口故里,晚宿乐亭,深夜,忧念国事,日记曰:如何可使革命根本解决耶?” 选自《蒋介石日记类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28年5月2日“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虽贤所戒。慎之!勉之!” 选自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延边大学出版社 (以下,作者还举例说明如下日记的出处,限于篇幅,日记原文从略。——编者) 1937年7月26日、8月15日日记选自李理夏潮著《一代枭雄蒋介石》(金城出版社); 1938年11月7日日记选自[美]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1940年11月6日、1942年1月3日、1944年9月19日日记选自宋平著《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 1941年7月17日、1946年1月19日日记选自王俯民著《蒋介石传》(经济日报出版社); 1945年8月28日日记选自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三、所谓“原稿本” 杨天石从现存于美国胡佛研究所的手稿中拿出十一个条目与笔者书上所录的蒋氏日记作比较,由此认定千余条目为“假”,是不是过于以偏概全?其次,杨先生将暂存在胡佛研究所的蒋的手稿称之为“原稿本”,也不甚恰当。 杨先生在文中写道:“蒋介石的日记,1915年至1917年三年,已在1918年年底福建永泰作战,兵败出逃时丢失。其1924年全年,也早已丢失。” 笔者再补充一下,蒋介石在《粤军第二支队进攻永泰情况始末》(1919年1月)中声称遗失了过去六年的日记。 由此可见,丢失日记是事实。既然如此,蒋方智怡交胡佛研究所暂管的1917至1931的手稿该是不全的,或者是后补的。 设问,手稿既丢,何来“原稿本”?至于“手稿”是否蒋介石亲笔也待考证。 笔者在这里提供这样一个事实: 1939年5月,蒋介石命令在重庆北碚休假的陈布雷把自己从民国十六年(1927)以来各年的日记,因长期藏在地下室里,年深日久,严重受潮,已经霉烂,篇残字缺,故偏劳他代为补救。还令精于书法的金省吾、郭子猷协助抄写日记副本。陈布雷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对日记所记的事件都或参与或了解,对蒋的文字风格习惯也很谙熟,故整理起来比较顺手。经过三十多个日日夜夜,终将蒋介石十余年日记整理、添补完毕,最后由金、郭二人缮写工整,装订成册。(参见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编《陪都星云录》,作者:唐文光、廖泽文) 事实证明,杨先生所谓的蒋介石日记的“原稿本”是不存在的。 诚然,在十几年前,杨天石先生所谓的《原稿本》还没有面世,笔者只好四处翻阅、收罗、积累有关蒋介石的著作,凡有蒋的日记就“凑”起来,居然“凑”出一千多则日记。难道这也是罪过? 杨天石先生是位专业研究人员,应该知道文史不该伪造,但也要收集(以作者说法为“一拼二凑”)、整理,去粗取精,确定选题,经过不懈努力,方能得到研究成果。作者称之为“原稿本”的蒋氏日记,至今未能公开出版,难道对蒋氏日记的收集、整理、研究就不能进行? 笔者无哗众取宠之心,更无欺世盗名之意。至于杨先生是何居心何用意,实在想不通。如若是学术探讨、研究,笔者愿意;如若是诽谤、污蔑,则实在令人不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