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的正是阅读节的负面作用:将一件无法用行政手段解决的文化事务行政化，有可能助长不必要的表面文章。

    ●余秋雨用个别成功人士(如比尔·盖茨和美国小说家辛格)对阅读的异议，来强调国人不必再以阅读为急务，以偏概全不说，还混淆了话语层次，相当于拿骨感美人对牛排的厌恶，来讥讽面有菜色者对一块红烧肉的垂涎。

    周泽雄:自由撰稿人，现居上海。著有《说文解气》《性格辞典》《耳朵的立场》《当代眉批》等。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先生携数位知名作家提出的设立“国家阅读节”提案，因风云文化人余秋雨先生的反对，而成为新一轮舆论热点。大致上说，我认同朱永新先生的感慨，但反对他的提案；我部分认同余秋雨先生的意见，但反对他越界扩展的感慨。

    朱永新先生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大会上的发言《让阅读成为中国人的日常习惯》，向我们警示道:“我国国民阅读(图书)率连续6年呈下降态势，并首次跌破50％。以识字者总体样本为基数计算，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全国国民中有读书‘习惯’的读者大概只占到5％左右。每人每年平均阅读量只有4.5本，远低于犹太人的64本，前苏联的55本和美国的50本阅读计划。”他由此认为:“现在部分国民心态比较浮躁，与疏于阅读，远离经典，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有极大的关系。”他坚信:“阅读是当前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事情。”

    对朱永新先生的见解及“坚信”，我几无疑义。可商者，也只是行文慎重的尺度问题，比如，我会在“阅读是当前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事情”后面加上“之一”，哪怕因此减少些表达上的麻利干脆，也在所不惜。理由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具备一语道破中华民族第一要务的能力。人大提案本身的严肃性，也要求提议者注意规避任何涉嫌夸饰的用语，俾使审议者更加客观地面对议题。

    认识上的一致，并不等于方法上的认同。下面说说我为什么反对设立“国家阅读节”。朱永新先生在提案发言中，用大段文字介绍了犹太民族的伟大性，并雄辩地证明，犹太民族之所以伟大，与该民族对阅读的痴迷密不可分。遗憾的是，朱先生的例子无法说明与本提案至为相关的两点:一，犹太民族热爱读书，与他们有一个“国家阅读节”有关。二，只要我们设立了“国家阅读节”，中国人也就有望逐渐成为热爱阅读的民族。关于一，据我所知毫无关系；关于二，据我所知世上根本不存在这等美事。

    犹太人热爱读书，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民族共识，并非借助政府引导。一个民族是否热爱阅读，需要一套有系统、有渊源的文化传统在背后支撑。在该传统里，知识及智慧具有自足性，与铜臭或官场全无瓜葛。一个满脑子想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读书人，天然在这种传统之外；一个满脑子惦记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儒生，即使学富五车，也不配与犹太人心目中的阅读相提并论。犹太人的母亲，为让孩子养成热爱阅读的习惯，她们会把蜂蜜涂在书页上，让字母都辨不全的孩子去闻嗅。这个美丽的小手段，可以帮助孩子体认到:知识本身是甜美的，芳香的。仅此一招，就比所有“阅读节”提案来得高明和有效。关键是，这还不是一种可以机械仿效的方法，其中贯穿着犹太民族对知识的理解和信念。大到民族，小到个人，只有形成对知识的超功利热爱——崇敬尚在其次——他才可能永久生成对阅读的爱好。若内心原无此物，知识在他眼里只是晋阶为“人上人”的敲门砖，那么，阅读节就是摆设。

    我怀疑，国内课堂里虽然常会高挂哲人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但真正读懂这句话的，为数寥寥。这里的“力量”，系指内在的力量。知识会提升你的精神，丰富你的人生，刷新你的境界，崇高你的心灵，这些，就是人之为人的最大力量。除此之外，知识别无一用。知识可以转化为“船坚炮利”，但“船坚炮利”不是知识本身的力量。恕我举例鲁莽，有一迫切想发财的小子，见到大户人家门口都立有石狮子，遂以为只要在自家柴扉前也弄出两个土狮子，财源就将滚滚而来。“国家阅读节”的功能，在我看来，就相当于那俩土狮子。

    一件事，虽然好处尚难断言，但它若没啥坏处，我还不至于反对。我担心的正是阅读节的负面作用:将一件无法用行政手段解决的文化事务行政化，有可能助长不必要的表面文章。有关部门(不是提议者)倘因此产生美妙的心安理得感，误以为自己已经对民族文化的提升，做出了垂诸永久的贡献，事情就麻烦了。

    再略说两句余秋雨先生的意见。其中第一条，我极为认同，即:“已经有一个‘国际阅读节’，4月23日。……我们没有必要，有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再来一个‘中国劳动节’。”有此一条，神完气足，无需词费。接下来的几条意见，我感觉他都找错了冤家。他拿孔子、老子等轴心时代的大哲“阅读量不到我们的万分之一”来论证“当代人的脑子已被文化垃圾塞满”，属于比附不当，时空错乱。他用个别成功人士(如比尔·盖茨和美国小说家辛格)对阅读的异议，来强调国人不必再以阅读为急务，以偏概全不说，还混淆了话语层次，相当于拿骨感美人对牛排的厌恶，来讥讽面有菜色者对一块红烧肉的垂涎。虽然在朱永新先生提案下联署的那些名字，身份上确有单调之处(均为作家)，但这不等于余秋雨先生可以放胆猜测，将他人为民族文化鼓与呼的热心肠，暗示为“把自己手上的活计看得太重”的窄心计。这种暗示，既不准确，也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