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分析顾彬这些批评意见，难道不会认为他是切中了当代文学的要害问题吗？为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计，难道我们不应当认真对待吗？

    ●当前中国文学的低俗化趋向，无疑与当代作家轻视语言和滥用语言的态度有关，更重要的是，在背后深藏的是对文学本身的轻浮心态。

    肖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中西艺术导论》《美学与艺术欣赏》《真实与无限》《形象与生存》等。

    在2007年3月26日《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后，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多次对媒体宣称“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是哗众取宠，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学者的发言”，“因此，中国作家也没有必要太在意。”另外一位中国学者则帮腔说:“顾彬只是一个中国文学的旅游者，而学术旅游不能解决任何学术问题。”(《新京报》等)这两个论调，一阴一阳，相荡相摩，大有一定乾坤之势。

    顾彬是真正的汉学家，还是只是一个“中国文学的旅游者”？顾彬自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发表过几百篇论文，出版过《论杜牧的诗歌》《空山——中国文学的自然观》《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古典散文史》《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等学术专著，翻译出版4卷本的《鲁迅选集》和20余中国诗人的作品，目前正在撰写《中国古典戏剧史》。试问，这些业绩只是一个“旅游者”能做到的吗？进而言之，以这些业绩，相比于当今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千百教授、博导，甚至于长江学者，顾彬有何不及？

    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是“哗众取宠”吗？认真分析顾彬在中国的多次讲话和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状况》一文，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批评有三个前提:第一，他一再表示，他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受到西方汉学界和中国文学界许多学者的说法的困扰，因为许多人告诉他“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值得研究”，这是他的痛苦，他的问题；第二，当代文学，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世界声誉下降，遭受冷落，“中国文学热已经过时了”；第三，他30年来阅读和研究当代文学的结论。他多次表示，对当代文学的批评结论，是痛苦而遗憾的。尽管如此，他并非完全否定当代文学，他接受中国媒体访谈中多次谈到对当代中国诗歌的高度赞赏，也谈到对王蒙、王安忆等小说家前期作品的赞赏，还专门指出老舍的《茶馆》是非常难得的杰作。

    顾彬毫不隐晦地向中国读者指出，与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整体水平不高——即所谓五粮液与二锅头之间的差别。在这个整体判断下，顾彬是有具体分析的，他提示了当代文学的病根所在:第一，当代作家普遍缺少对文学坚定执着的信念，以功利和游戏之心对待文学，他们的文学生命短暂如蜉蝣；第二，当代作家普遍缺少外语能力，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只能靠翻译获得国际文学资源，没有真正的国际视野；第三，当代作家普遍不重视写作语言的提炼和升华，没有达到一个作家应有的专业水平，因此是“业余写作”；第四，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缺少关注现实的勇气，回避问题，重复历史题材，不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民众)的代言人。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分析顾彬这些批评意见，难道不会认为他是切中了当代文学的要害问题吗？为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计，难道我们不应当认真对待吗？

    陈平原指责顾彬把对当代文学的批评的重心放在语言问题上，是避重就轻。顾彬的确特别强调当代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他也向中国媒体表示“我是唯一总是强调语言的汉学家”。为什么顾彬要抓住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不放？原因有三:第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价值和作家的个性，都是在语言中实现的，专业作家必有高于普通人的语言水平，伟大的作家必有独特的语言风格；第二，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现代作家普遍有很高的语言水平而且在写作中勤勉于语言修炼，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等，哪一位现代文学大家不同时是语言大师？第三，当代作家，尤其是晚近的作家，普遍轻视语言修炼，以写得多、写得快为得意，因此去年有知名作家以46天写一部49万字的长篇小说为卖点；第四，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至今没有引起中国批评家的关注和严肃批评，相反，许多批评家还为之叫好，导致其恶性发展。

    当前中国文学的低俗化趋向，无疑与当代作家轻视语言和滥用语言的态度有关，更重要的是，在背后深藏的是对文学本身的轻浮心态。顾彬抓住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不放，难道不是标本兼治的精辟之见？对这样的见解，沉迷于自负的作家们不以为然，是可以理解的。何以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卓有建树的陈平原教授要如此抵制，呐喊着要作家们不要在意呢？难道陈平原教授真不知道语言对于文学的根本意义，反而视之为尚不如“体制”和“文学场”的皮毛吗？对此，我是不敢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