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提到：“每一届各种奖项评选前后，最忙碌的莫过于评委的手机和银行卡了，评委们的电话费增加了，银行卡数值的增长速度也是很快。”这事看上去太“微不足道”了，对比那些形形色色的官场腐败，专家评委们捞点小钱，又算得了什么？就连石钟山自己也说：“这种现象圈内圈外的人都知道”。

    这话里多少透露着无奈。但是，大家心知肚明，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符合正义原则。大家都懒得再说，更不说明它就可以招摇过市。所以，不妨顺着石钟山先生的话头，谈谈此事。

    当然，就此大谈文化贿选的危害性，那也太书呆子气了。潜规则对社会体制（不仅是文化领域）的破坏力，只要看吴思先生的相关论著，也就一目了然。值得一提的是，文化领域出现贿选现象，根源就在于专家、评委们的文化话语权没有受到有效制约。市场主义盛行是文化贿选的思想土壤，而权力与权利的不对等，又为权力寻租创造了空间。显而易见，除了道德自律，几乎没有什么明文规则，可以捆住一些评委贪婪的双手。而那些参选者，也不得不为了满足评委的贪欲，往他口袋里塞钱。

    还有必要区分的是这种文化贿选的两种类型。这在石钟山的文章里也有提到。他说，这种事情如果是民间或行业类的奖项也就罢了，“更有甚者，竟将这种评奖的潜规则波及到了一些政府的奖项，变相成为政绩和业绩。”可以看到，前者是一种“评奖经济”，充其量是一种不道德的市场行为；后者则涉及公权力运作，可以称之为“文化腐败”。而“文化腐败”不仅和公权力运作密切相关，由此还必然出现浪费、侵占公款等行为，从而伤害了公共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评委们伸手拿钱就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了。一旦评奖活动与公权力挂钩，其危害性并不小于其他领域的腐败行为。2004年底，南方某市发生过一场“强推电影”的闹剧。该市有关部门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初中学生安排在上课时间，自费购票观看一部电影。而人们发现，该部电影的女主角就是该市某领导的女儿。这一通过行政力量安排大家看电影的举措，由此倍受质疑。

    更有趣的是，这部电影改编自这位领导女儿的小说。而这部作者自称为“练中文”的小说，居然获得大小不少奖项——其中包括全国年度优秀畅销书、全国第二届女性文学奖、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省新人新作奖、、市青年文学奖。就在电影公映阶段，这部小说还获得被称为“最具权威的四大文学奖项之一”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不无凑巧的是，当年这一评奖活动，就在作者所在的城市举办。这一切，让人不得不怀疑那些奖项的公正性。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此番石钟山的态度令人激赏。他说，自己之所以站出来，“首先我觉得自己还是正直的人，有责任的人，同时，又是这个圈内的人。为了让圈里圈外都干净一些，我说了，也做了。只有干净了，我们才能在圈里多玩几年，如果有一天，圈内圈外都烂掉了，想玩都没得玩了”。程序正义当然是遏制“文化腐败”的主要力量。但在相关制度失效甚或规则缺失的状况下，舆论的监督作用就尤显重要。换而言之，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拒绝文化贿选、反对“文化腐败”，文艺界就少一点污浊混水，也就多一分正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