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篇文章，谈谈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此书的中译本在此间印行后，我仅见一位留美学人与著者的谈话录发表，没有很多其他的评论，这显然和出版者与读者界所预期的反响有相当的距离。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尽管在见解上可以有分歧或不同，但受冷落是不正常的。原著以西方文字撰写，因此他所设想的读者对象，无疑是西方的读者。由此对于作品内容及其作者的介绍也特别详尽，超乎一般文学史评论引文所需要的篇幅。此外著者还不时地引述西方作品作为一种对比或借喻，意在使不熟悉中国情事的西方读者，增进他们的理解。这种比喻对于多数中国读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著者的一些引证，譬如以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来比拟张爱玲小说，则无宁说是著者的自我欣赏，即使对西文读者也无多大意义。依我看这本论著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它的撰作时间、地点比任何其他文学史的写作都具有特定的色彩。出生在上世纪廿年代之前的一代人，他们没有能赶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如果他们是喜爱新文学作品的，是在他们成长之后补受新文学洗礼的。同样更多后起的年轻作者也是在这种氛围中走上他们各自的创作道路的。相反，《中国现代小说史》著者是在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文学教育和饱读西文经典之后，才转过来从事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这对他是一种学术课题。换言之，《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不曾受过新文学洗礼的作者写的书，我并不认为这无关紧要。
    
    本书撰作的时间背景和著者自身的文学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作者的视角。公正地说，著者对于新文学的论述，自鲁迅以下应当说还是客观的，而且不乏独到的见解。有些论点，比如提出小说家应具有追求“完美的企图”（见页168），这是说艺术比主题更具重要性。或者人们会卑之无甚高论，但著者能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些小说，应该说胆识同样也是评论家所应具备的品德。
    
    著者把近代中国小说的发展，划出两个所谓共产主义阶段，面对西方读者，这样的标题是具有挑拨性的。当然左翼文学理论对于一些创作具有制约性影响，但正因为著者是从远距离的视角观察，这当然和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壤的读者所感受的气氛有着巨大的差异。实际上从事小说写作者总是游离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之外，卅年代相对繁荣的中国文坛掩盖了并非主流的角落。对于文学创作与其说左右两翼在理论上有怎样的碰撞，无宁说左翼内部的理论分歧更其剧烈。由于著者以他远距离的俯视的角度进行观察与陈述，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时期新文学文坛是最富有生气的阶段。被翻译过来的西方作家的作品，在数量上也最多，这必然对中国读者鉴赏力和辨别力起极大的作用。而高等学府在传播西方文学，包括西方的当代思潮上，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说它的影响超出于校园之外。卅年代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荒原》译成中文出版，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因为它预示着新文学中的新诗将要揭开它新的一页。著者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显然过低地估计中国读者的鉴赏力。
    
    新文学在经历挫折之后，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开放，当时的读书界尤其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对知识，对心灵抚慰的渴求，同样也有并非不重要的感官上的需求。有三位作家，即写《围城》的钱锺书、张爱玲和沈从文，一时成为热门的中心。此时《中国现代小说史》尚未引进，但它对这一特殊阶段文学的评价，已在读书界中广为流传。著者高度的赞扬，促成了读者对于三位作者的狂热认知，应该说著者评价无形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来中国文论都富有情感，《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新文学的评述应当说保持着相当的客观性，评判一般比较冷静，但只有论述至上世纪四十年代这一阶段时，著者明显地表露出喜不自胜的态度，溢美之词有如发现绿洲一样，大有新文学的精华尽在是矣的气概。因此评析精当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向人们显示这部论著的创意，自始就是从一个世界看另一个世界，一个在作者眼下游离出去的陌生的世界。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著者与一位留美学人的谈话，会觉得实质上是这部论著的延续。谈话涉及层面广泛，但可以聚焦到两个要点：一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如西洋，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也不如西洋。（后来又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著者的一篇答记者问，所谈也含这两点。）所谓新文学是指一次不及百年的、包括文字改革在内的文学变革，前人曾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试图解答，但也未得到学界的共识。但一个现代的新文学家，在他身上既有传统，同时也有他自己的现在。这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著者所忽略的历史意识。以新文学与西方相比，是拟于不伦。正确的做法应从中国自身求答案。再来看所谓中国古代文学也不如西洋这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言论。熟悉张爱玲文集的著者，大概不会不看到张的这一陈述：“陈世骧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所以一个读者如果只读《围城》而不同时也读《谈艺录》或者读而不感兴趣，那他顶多只是一个年轻的爱看小说者而不是做学问者。诗是中国文学的精华，不读诗，看不懂《谈艺录》,才有如是的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的妄自菲薄的言论。问题全在于这部论著是自外于中国者所写的书。人们并不抹煞论著的系统性，但不能容忍它的自外于中国。王元化先生《清园谈话录》所以不屑于此书，其故亦在斯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