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的身体——张爱玲《色，戒》论

    《色，戒》是张爱玲小说中最难懂的一篇，此文将对“民族/国家”的“忠/奸”这一重大命题与她一贯擅长的“男女”间的“爱/憎”的“小事”纠结缠绕，结尾出人意外——因爱国女青年王佳芝的一念之差，导致爱国小集团全军覆灭。这样的结局背离了读者“正义必胜”的习惯思维，搅乱了人们的价值观，给人以冲击，让人迷惘。

    作品最早发表于台湾《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1978年4月1日)，张爱玲说，写作动机来自得到素材时的“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可谓呕心沥血。

    追根寻源，最早谈及此“素材”的大概是郑振铎。1945年，郑在上海《周报》发表了《一个女间谍》，文中说，沦陷时期，他在咖啡店偶遇一朋友，朋友向他介绍了同伴“陈女士”。一个月后，从朋友处得知，陈是一个“女间谍”，因计划刺杀丁默邨，失败后被处死。郑振铎赞扬她为“爱国女英雄”。

    1957年，曾在汪伪政权工作的金白雄，在香港《春秋》杂志发表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以“郑苹如谋杀丁默邨颠末”一节谈及此事。据朱说，郑苹如是中日混血儿，属蒋介石重庆政府的军统系统，奉军统命令行刺。

    据在国民党军统的核心工作过的沈醉说，1945年以后，他从软禁在重庆的周佛海处第一次听到郑苹如事件，之后进行了调查，得知郑只不过属军统的外围组织的“活动人员”，她甘于抛弃生命去行刺的动机，“完全出于爱国及好奇心”。

    王佳芝业余间谍的身份及参加暗杀活动的动机都与郑苹如契合，从这点推测，《色，戒》的原型应当是郑。然而，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却与郑相去甚远，可以说，完全颠覆了郑苹如的英雄形象。

    《色，戒》发表不久即受到读者批判。域外人(张系国的笔名)在《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中国时报》1978年10月1日)中分析了《色，戒》中的几个细节，最后总结说:

    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写的。因为过去的生活背景，张爱玲女士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尤其应该特别小心慎重，勿引人误会，以免成为盛名之瑕。

    为“过去的生活背景”所触动，对批评意见极少表态的张爱玲立即发表了《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中国时报》11月27日)一文反驳。张后来说，反驳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逼写出来的”。此“不得已”，当然源于胡兰成。

    1974年，在“不是敌人即是同志”，“号召团结反共，不问其人过去的政治经历”的政策下，战后被国民党政府通辑的“汉奸”胡兰成受国民党政府某官员邀请，到台湾文化大学执教。1975年春，《今生今世》在台湾出版。此书中，胡兰成详细地披露了上海沦陷时期与张爱玲恋爱及结婚的经过。不久，胡兰成因三十年前的“汉奸”罪被台湾知识界讨伐，排印中的《今生今世》二版禁止发行。1976年初，胡兰成返回侨居的日本。

    此风波刚过去两年，人们记忆犹新。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曝光的胡兰成前妻，竟然在公共媒体上发表美化“汉奸”的作品，按传统的思维方法，等于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曾几何时，当年风靡上海的张爱玲作品，一度因“汉奸”污名，蒙受羞辱，后又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在大陆绝迹。如今，如果旧戏重演，对已届晚年，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仅靠来自台湾的版税度日的她来说，可谓性命攸关。

    张文发表后，也有读者表示支持，波纹没有扩大。之后，对《色，戒》时有评论，有研究者认为此文“不可理解”，而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佳芝的行为是出于“女性的弱点”。

    果然如此吗？下面让我们来细读文本。故事发生在1941年的上海。张爱玲用电影手法，将摄影机和聚光灯对准女主角王佳芝，时而闪回，插入回忆，将佳芝生命中的最后几小时再现。

    文本开头，是一张麻将桌，与易太太等已届中年的汪政府高官的太太相比，“娇红欲滴”的佳芝格外醒目。三位太太手上各戴有一只钻石戒指，桌上的话题也紧紧围绕着钻石的克拉数及价钱转圈。这一段点出了文本标题的符号意义。可以这么理解:“色”即美女佳芝的符号，而“戒”的第一层，也是表层所指，是“戒指”。

    接着，从麻将桌上脱身的佳芝来到一家咖啡馆，用广东话打了一个隐语电话后，又来到另一咖啡馆等易。一路上，忐忑中，闪回了过去的一幕幕，我们从佳芝的回想中看清她一路走来的脚迹——原来，她肩上担负着暗杀汉奸的重任。

    爱国者/“病”女人

    两年前，大学迁香港时，佳芝及另一女生和四名男生因爱国而结为一个小集团。邝裕民与汪精卫的副官是同乡，见面后打听到不少消息。大家定下一条“美人计”，让大学剧团的当家花旦王佳芝装扮成没有“国家思想”的香港生意人家的少奶奶去接近易太太，以执行计划。

    “麦太太”佳芝与易太太相识后，引起了易的注意，给易留下了电话号码。接下来的难关是，佳芝是个处女。如何克服这个“障碍”呢？大家在背后计议过好几回了。一天晚上，另一女生向佳芝含蓄地传达了集体的意思。大家都溜了，只留下佳芝与梁闰生。佳芝与她讨厌的梁——集团中唯一“嫖过”的男人发生了肉体关系。

    不料，两周后，易一行返回了上海，目标失去，小集团的氛围立即转阴。大家“都不正眼看”佳芝，向她投来“好奇的异样的眼光”。在大家眼光中一落千丈的佳芝开始怀疑起了自己的身体，“有很久她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

    佳芝离开了大家。珍珠港事变后，大家转学到上海。不久，同志们“跟一个地下工作员搭上了线，他们只好又来找她，她也义不容辞”。

    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

    对此，域外人发出疑问:

    我未干过间谍工作，无从揣摩女间谍的心理状态。但和从事特工的汉奸在一起，会像“洗了个热水澡”一样，把“积郁都冲掉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对域外人的质疑，张爱玲作了解释:“一切都有了个目的”是说“因为没白牺牲了童贞”。

    性/爱、猎人/猎物

    “老奸巨猾”的易知道，年轻漂亮的“麦太太”看上自己这个“四五十岁的矮子”“不是为钱反而可疑”。当然，佳芝也是按此“常识”来行事的。果然，易与佳芝第一次约会就约定了要送她一枚戒指作纪念。

    终于，佳芝将易带入了小首饰店。一面与印度老板交涉，一面观察周围环境的佳芝，暗暗推测着“他们”的行动计划。从咖啡馆到首饰店，在佳芝一连串的心理活动中，我们得知，自重新策划刺杀计划以来，不仅这次行动的人员、配置方法，甚至连应当在首饰店停留多久这一关键细节，“他们”都没告诉她。对这一点，佳芝也并不以为非，“明知不关她的事，不要她管”，佳芝心知肚明，自己并没得到“他们”的信任。“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怎样”，十分紧张的佳芝继续演戏。老板拿出一个六克拉的粉红钻戒，是“有价无市”的真货。易答应翌日带十一根金条子来取货，交易完成。

    佳芝松了一口气，为了拖延时间，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佳芝找借口，让老板开发票。趁此空档，得暇与易并肩坐下，佳芝一面找“台词”，一面心中想:

    有人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至于什么女人的心，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像她自己，不是本來讨厌梁闰生，只有更讨厌他？

    接下去，文本耗费整整一页，描写佳芝与对“性”的思考。她从权威对女人“性”的话语联想到自己的“性”史，感到了其间的矛盾。与厌恶的梁闰生之间的“性事”的切身体会，颠覆了权威的说法。那么，对“爱”呢？

    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从十五六岁起她就只顾忙着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这样的女孩子不大容易坠入爱河，抵抗力太强了。

    将“性”(肉)与“爱”(灵)看作一个浑然一体的单位，是现代建立的观念，“性”是否伴随“爱”？是现代的判断男女性关系好坏的道徳基准。这一道德基准已像疫苗一样渗入了佳芝体内，佳芝大获成功。同时，她也被“爱”疏离，单纯如白纸。在此，文本第一次提及佳芝的初恋情感。

    有一阵子她以为她可能会喜欢邝裕民，结果后来恨他，恨他跟那些别人一样。

    恨的人不是汉奸老易，反而是曾经可能“爱”上的同志中的邝裕民。邝是小集团的首领，是策划这个刺杀计划的中心人物，也是再次执行计划时与佳芝单线联系的接头人。

    接着是与易的两次“性事”:“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佳芝一面沉思，一面观察着易:

    他不在看她，脸上的微笑有点悲哀。

    全知叙事者解释道:

    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

    对易这种年龄与地位的男人来说，什么“灵肉结合”，这种现代观念根本就不存在。易给佳芝下的定义是“欢场女子”，这样的女子，只不过是用权或钱就能交易的商品罢了。这一点，天真纯洁如佳芝的女学生又怎能料到！

    镜头一转，回到佳芝的视角:

    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镜头再转，进入佳芝内面: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镜头拉开，推出两人画面:

    “快走，”她低声说。

    ……

    现实/演戏、真自己/角色(假自己)、分裂的自己

    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人性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

    王佳芝的动揺，还有个远因。第一次企图行刺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是为了乔装已婚妇女，失身于同伙的一个同学。对于她失去童贞的事，这些同学的态度相当恶劣——至少于她的印象是这样——连她比较最有好感的邝裕民都未能免俗，让她受了很大的刺激。她甚至于疑心她是上了当，有苦说不出，有点心理变态。不然也不至于在首饰店里一时动心，铸成大错。(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无论男女，保持“童贞”，寻找至爱，洞房花烛，金童玉女，互奉“童贞”，灵肉结合，夫妻圆满。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个新理念。随着1931年新民法的实施，这一新道徳观逐渐在中国知识青年中扎根。张爱玲描写的这批四十年代的爱国青年，除梁闰生以外，无论男女都守身如玉。

    对早已失去“童贞”的梁闰生，大家始终一视同仁，而对遵照大家的暗示，“失身”于梁的佳芝却加以歧视，这是为什么呢？文本中对梁闰生的性行为用“嫖过”，对佳芝则用“失身”。两个词表现出对行“性”事的男女双方不平等的价值观。梁闰生(男)是主体，佳芝(女)则是对象。这也是男女在“性”上的基本关系。

    男性在婚前发生“性”关系，在“欢场”“嫖妓”，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妓院本身就是家长制在婚姻制度之外专为男性准备的“游乐场”。从前，男人“嫖”妓，理所当然。未婚先“性”的女子则不同了，除非她处于婚姻制度外(从前是明码标价的性商品──妓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样的女人叫交际花或别的什么)。婚姻制度内的女人，为了保证“纯种”的生产，她的身体不属于自己，仅属于丈夫(包括将来的)。无法再生的“处女膜”被视为女人身体的品质证明，是女性进入婚姻制度的护照。失去“处女膜”称为“失身”，其身体被视为“肮脏”的缺陷商品。女人若胆敢在婚姻制度外行“性事”，身体就会被贴上“脏”的标签，这是父权社会用以控制女性的手段。

    对于此点，同志们(包括另一女生)并无觉悟，他们只是按“常识”行事。同伙的男青年为保持自己身体的纯洁，只能让佳芝与已“嫖过”的男人发生关系。就在此刻，他们已把佳芝置于“被嫖”的行列。正是这种性观念，导致了佳芝“心理变态”。这一点，既是行刺失败的“远因”，也是文本的关键。

    在大家策划的“爱国”“美人计”中，佳芝是抱着“牺牲的决心”“失身”的。是靠演戏的方法，让自己的“分身”，即扮演的角色(“假自己”)来演这场“肮脏的性”戏的。可是，同伙们却无此共识，君子貌变，翻脸不认，向她投来了“可憎的眼光”。直面这一“现实”，“耻辱”取代了“骄傲”，“自尊心”荡然无存，佳芝的自我被撕裂。失去“处女”的佳芝与自己的身体之间有了不可弥合的裂痕，怀疑“身体”“染上了脏病”。与此同时，他者对自己负面的评价内化，罚戒性权力(disciplinary　Power)从内面启动，佳芝在孤独的绝望中体会自己。按张爱玲的说法是“有点心理变态”。在无条件服从的“国家”这一“大义名分”下，再次接受任务的佳芝看着自己“还是在舞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此时，与“同伙”之间，别说连带感，连起码的“好感”都没有了。

    既无“自豪”感，又缺乏“勇气”，找不到意义，看不清目的，充满虚无感的佳芝领易进了首饰店——

　　一方面这小店睡沉沉的，只隐隐听见市声——战时街上不大有汽车，难得揿声喇叭。那沉酣的空气温暖的重压，像棉被捣在脸上。有半个她在熟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

    笔者参照精神医学专家兼思想家R.D.勒尔的说法，进一步解释佳芝的状态。勒尔将"自我从身体中暂时脱离的状态"定义为"分裂病状态"，据他说，这是关在强制收容所，时刻处于恐怖中，明知自己无法从中脱身的被囚的人身上常见的一种反应形式。对这些囚人来说--

    唯一的出口是从自己"向内的"身体"向外"寻找精神的避难所。这种逃离的特征是"像在梦中一样"、"不像是真的""我不认为这是现实"……的想法，即丧失了现实感的疏离感觉。表面看来，身体还在正常地行动着，而在内面的感觉却是，身体在按照自身的规律自行其事。

    然而，尽管处在体验梦中的状态或处于非现实的身体自律性的行动之中，自己却并不处于"假眠"状态。事实是:这时的自己反而过度的明敏，正用罕见的思路明晰地思考并观察着。(勒因《分裂的自己》)

    佳芝正是处于这种身体分裂的状态之下。此时，佳芝对"性"的一连串的思考，是她试图将"性"体验的碎片放进自己身体形成的脉络之中，为它定位的尝试。她绝望地努力着，希望重建崩溃的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结果是，佳芝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渴望着的"被爱"，并立即回报对方以同样的"爱"，脱下了扮演的("性""爱"分离的)坏女人的戏装，还原成本来的自己--一个("灵""肉"融合的)好姑娘。正是这一刻，她放弃了"爱国者"的立场。

    从国家到身体--女性书写

    佳芝的经历让我们看到，自始至终，佳芝的性从未属于过她自己--起先属于未来的丈夫，后来又以"国家"的名义贡献给了"同伙"和"敌人"。张爱玲对既要佳芝为国献"性"，又要她"全贞"的爱国青年同志们叹到:"又吃掉蛋糕，又留下蛋糕"，何等荒谬！何等残酷！

    同样以抗战时期为背景的萧红的《生死场》中，女主角金枝说:"从前我恨男人，现在我恨日本人"；"我恨中国人，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恨"。这句话与佳芝的"恨邝裕民"一脉相承。《色，戒》最后，易的自我陶醉发人深省:

    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易用传统家长制的俗语，赋佳芝的死以意义，得到了自我满足。

    《生死场》中的赵三说"我是中国人……生是中国的人，死是中国的鬼"，此话与易的话语相仿。没有比这两句话更为简洁地传达出男性和女性与国家关系的话语了。

    男性→土地→国家

    女性→性之归属→(男性→国家)

    萧红和张爱玲讲述的抗日战争中的女人们，用她们的身体告诉我们:

    男性是通过土地与国家发生联系的，女性则是通过自己的"性"所属的男性来体验与国家的关系的。

    佳芝的故事告诉我们，当"爱国"话语与"性、爱"话语同时作用在一个知识妇女身上时，她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模样。佳芝身体的分裂源自共同体内部话语的分裂，"羊毛"(佳芝)出在羊(爱过学生共同体)身上，佳芝·女性的弱点也是共同体·人性的弱点……

    《色，戒》表明了张爱玲一贯的立场──女性之立场。这既是《色，戒》的出发点，也是它到达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