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言“盛世将出超越《红楼梦》那样的名著”，是一种无视文学艺术特殊发展规律的表现，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真正的文学经典，都是独特的“这一个”，具有独异的魅力，怎能轻言“超不超越”？

    ●社会历史发生大转变大动荡时期，思想自由解放的大潮汹涌澎湃时期，往往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期。

    桑永海:中学高级教师，吉林省作协会员，著有《山水的诱惑》《悠长的神往》《含泪的掌声》等。

    文坛也真是热闹。正当国人越来越感受到《红楼梦》巨大艺术魅力的时候，一个声音发出来了，著名作家二月河最近对记者说:“盛世中必然会出现好作品，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期待能超越《红楼梦》的作品出现。”(《中国文化报》)10月6日)紧接着，评论家陈鲁民就撰文论述“超越《红楼梦》的必要条件”了，其言也凿凿:“一个作家，欣逢盛世……肯用十年二十年时间去当文学苦工，我想，他没有理由写不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不朽名著，甚至于超越《红楼梦》也不是不可能的。”(《中华读书报》10月31日)看来，“超越《红楼梦》的旷世之作就要呼之欲出了！”

    作家的雄心壮志固然可嘉，评论家列出的几点“必要条件”也确切无疑。可是起码有两个带有前提性质的根本问题，二位先生却全给忘记了。离开了大前提，谈的再多，不也等于零吗？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超越”和“盛世”。

    首先，文学艺术经典，特别是经典中的经典《红楼梦》，是可以轻言“超越”的吗？如果从远古的《诗经》算起，把《红楼梦》列入五千年中华文化瑰宝中的第一流作品，也还是当得起的吧？再说了，一切文学艺术经典的美学价值，都是独特的“这一个”，是一种独异的存在，不可取代，当然也不像跑赛似的，谈不上超不超越。既或我们当代作家写出了一部煌煌巨著，假设将来它可与《红楼梦》比肩(因为经典是经漫长时光淘洗的)，也只能说它是又一座文学高峰，却不能取代《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更谈不上超越。文学艺术的历史是发展史，而不是超越史，更不是取代史。当代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早就批评过这种“超越”论，他说:艺术家“有个毛病”，就是“把艺术的不断变化天真地误解为持续不断地进步。艺术家往往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上一代人，而且认为他所取得的进展是前所未有的”。(《艺术发展史·前言》)看来，我们一些文学家，也犯了“这个毛病”了。

    其次，说“盛世”，必然会伴随着出现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符合社会发展总趋势的。然而，是否由此就可推论说“盛世”也必然会产生伟大的经典——像《红楼梦》那样的经典呢？究其实，这是又一种对文学艺术生产和发展规律认识上的偏颇。翻翻中外文学史、艺术史，太平盛世，未必像“盛唐气象”那样都是文学艺术的“盛世”；倒是社会历史发生大转变大动荡时期，思想自由解放的大潮汹涌澎湃时期，往往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期。例如汉末魏晋六朝几百年间，“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书法、绘画、文字、建筑、造形艺术“无不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宗白华《美学散步》P209)俄罗期文学艺术最辉煌的历史阶段，是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和以阿赫玛托娃等灿烂群星为代表的“白银时代”，那都是黑暗、痛苦、血腥的帝俄专制和战争离乱的年代，并非“太平盛世”。所以，谈及伟大文学经典的产生与太平盛世的关系，只能是或然的，决非必然的。

    由是观之，二月河与陈先生轻言“盛世将出超越《红楼梦》那样的名著”，是一种无视文学艺术特殊发展规律的表现，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这让我们想到50年前伴随“大跃进”而兴起的“新民歌运动”。那时，就连我们尊敬的一位文学大师都写下了赞扬“新民歌”的句子，说“胜过荷马史诗《奥德赛》”！当然，我国近三十年创造性的振邦兴国之路，决非当年所谓“大跃进”可以比拟的。但是，深入潜伏在我们头脑中的“大跃进思维”，也还在时隐时现，就如这“超越《红楼梦》”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