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官员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本无可厚非，根本不存在合适与否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官员多有长于写作的，如谢灵运、王维、范仲淹、欧阳修等，当时他们从未因此受到人们的非议。官员爱写作事关个人兴趣和权利，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应该受到指责，但奇怪的是，这样一桩本来很正常的事，一旦发生在当下的中国，就成了一件令人关注的公共事件。在肯定官员写作属于正常的个人权利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广大网友的讥讽和质疑不无道理。

    官员写作蔚然成风真正令人忧虑的是，官员可能凭借其拥有的公共权力将创作事业用作权力寻租。出书难，发行更难，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但这些难处在掌握权力的官员那里根本算不得什么。别说出版发行费用了，就是物色评论家写书评或者组织召开作品研讨会，官员可以轻而易举搞定。

    如若不信，有因受贿罪被判15年徒刑的原安徽省林业厅厅长唐怀民为证。唐素有“作家厅长”之称，在濉溪任县委书记期间，为了宣传口子酒，他写了小说《张果老外传》，出版此书纯获利就有28万余元。一篇不见经传的小说能赚28万元，这恐怕只有县委书记唐怀民能做到。至于他如何通过权力寻租来经营此小说赚大钱，我们无从知晓，但从其爱种地一事中可知其大概。

    在合肥接受庭审时，唐怀民称，他在濉溪任职期间，还在老家种了父母的土地种水果，三年下来，“种地的总收入在30多万元”。让老农评评，这，可能吗？说穿了，唐怀民写小说与爱种地，就如同一些贪官家属开公司、做保险、开烟酒店一样，此等门面成了贪官生财、敛财和洗钱的好去处。

    所以我说，陕西省官员写作蔚然成风，值得警惕和提醒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假如官员不是把写作当做权力寻租的手段来经营，人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指责和反对官员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