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的电影版权，近日签给了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执导黑色系列喜剧《大电影》的阿甘，将出任导演。阿甘对媒体透露，他有意将《高兴》改编为喜剧，而且还是《芝加哥》那种歌舞类型的。

    在文学领域纵横捭阖的贾平凹，曾称自己“更看重小说的魅力”。这次卖掉《高兴》，除了表示“希望导演把握每个人物的性格”之外，他没有任何要求。但提出的“希望”，还是给改编设了个底线:只要人物性格立住了，电影怎么改都不至于面目全非。

    《高兴》绝不是一部喜剧小说，它对农民现实处境的描写，对城乡不和谐因素的反思，读起来给人感受更多的是沉重而非幽默，它的错位和冲突、荒谬与疼痛，才是此书真正的价值所在。阿甘在票房上从未失手令人钦佩，但是调用各种商业元素来拍摄《高兴》，对导演的才华是种浪费，对原著题材则是种糟蹋。前段时间，冠以黑色幽默片入市的《我叫刘跃进》大获全胜，投资550万元，首周票房便过了千万。它的最大成功之处，便是打出了“刘震云”这张牌。但《我叫刘跃进》对同名小说的改编并不理想，整部片子看完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闹腾，除了满脑子鸡飞狗跳什么也没留下。《高兴》会不会拍成一部《我叫刘高兴》？这种疑虑不是多余的:阿甘以模仿见长，两位主演是出了名的在电影里爱“闹腾”，再有要命的票房诱惑，很难让人对《高兴》的艺术性抱太大期望。

    现在绝大多数和影片《高兴》相关的新闻，贾平凹都被写进了标题中，他其实成了《高兴》最大的一个“腕”或者噱头。不知道《高兴》会不会把“作家电影”这趟时髦顺便追赶一趟，若真如此，“作家电影”这四个字在中国算真变味了。在起源地法国，作家电影更多地被理解为知识分子电影，它们的导演多为从事小说写作的作家，也就是说，影片的拍摄者应兼及两种身份:作家和导演。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玛格丽特·杜拉和阿兰·罗伯格里耶等。严格说来，与《我叫刘跃进》相比，朱文的《海鲜》、尹丽川的《公园》更符合作家电影的定义，因为后两者在表达方式上更为极端化和个人化，更忠于创作者的思维，而《我叫刘跃进》对票房的迷恋，放大了它的商业目的，遮掩了它的艺术价值，或者说，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娱乐片，根本没有任何艺术价值可言。

    总有些人，还是想从贾平凹的电影中，得到一些娱乐之外的东西的，就像当年根据路遥小说《人生》改编的电影曾感动一代人那样，我们也愿意看到更多的作品对现实有浓烈的关怀和表达。陈忠实、贾平凹这样的作家“触电”，让这种可能性增强了，但愿影视投资者和制作者能珍惜从他们那里获得灵感和故事的机会，别把好事办砸了。

    (《燕赵都市报》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