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越来越热，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背后一种幽灵般的文学思维的复活，看到以“文学的名义”进行的对文学的歪曲与遮蔽。

    对“底层文学”与底层作家身份的“神圣化”倾向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底层文学本身的探究。“因为是底层所以有价值”“因为是打工作家所以有价值”成了许多人讨论底层文学的基本逻辑。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把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作为特殊的文学阶层“供奉”起来，这种“供奉”表面是对底层文学的“神圣化”的尊重，但实际上却是贵族化的、高高在上的充满优越感的“怜悯”，是对于底层文学变相的“拒绝”和轻慢。也正由于此，文学界似乎不屑于对底层文学的文学性本身进行探究，不自觉地重弹“题材决定论”和“身份决定论”的老调以简单化的方式完成着对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的“捧杀”，有些评论家甚至公开宣称不要从文学性角度去讨论底层文学，只要肯定这种底层文学的“草根性”、“民间性”以及“自我实现”、“自我安慰”功能就行了。

    对“底层文学”文学性元素和审美性元素的忽略，实际上是在变相地制造文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底层有着千千万万的人，只有少数有文学天赋与才能的人才会走上文学之途，这正如上层社会、中层阶级、知识分子也并不会都成为作家是一个道理。底层作家一旦成为作家，他就与任何一种类型的作家都是平等的。我们没有必要为“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另立评价标准，超越“底层”的限制，一视同仁地从“文学”本身的意义上研究底层文学、底层作家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羊城晚报》吴义勤)